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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觐见成吉思汗后丘处机的止杀救生行为。 西行觐见归来之后，丘处机利用成吉思汗赐予他的各项特权，广开教门，延纳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入道，使他们得免于蒙古军的屠戮。商挺《大都清逸观碑》言：“己卯之岁，长春丘公来自海上，应太祖皇帝之聘，越金山而入西域也，……及南归至盖里泊，夜宣教语，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务，人人当铭诸心。’长春既居燕，士庶之托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 又姚燧《长春宫碑铭》言：“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残，首鼠未平，而鼎鱼方急。乃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巨万人。” 对于丘处机西行觐见归来之后的止杀行为，杨讷先生并不否认。他在《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中言：“我不否认丘处机师徒们有过一些止杀行为。他们的止杀行为大致有三类。一是配合蒙古‘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政策，协助蒙古劝降。二是利用成吉思汗对宗教的宽容和对丘处机的优遇，接纳一些难民为道徒，使他们免遭杀害，同进扩大了教门。此即元人说的‘至有囚俘亡命，辄缁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三是李志常（即李浩然）写的《行状》所述，‘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因为有这些行为，丘处机及其教门给当时和后世留下了救生止杀的印象。但这些行为同‘一言止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既然杨先生对此并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再度申述的理由。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明，即杨先生认为以上止杀行为与“一言止杀”完全是两回事，在我们看来，它们并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至少它说明了丘处机师徒在西行觐见归来后，一直在贯彻他们一贯的止杀思想，并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总之，戒杀是早期全真道的重要戒律，丘处机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戒杀视为得道的必要前提。但丘处机的戒杀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付诸了行动。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无不时时处处以止杀救生为念。像丘处机这样一个一生以止杀救生为念的具有悲天悯人宗教情怀的人，单单在觐见成吉思汗时没有建言止杀，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况且，他在诗中还明确表白过“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无论从丘处机的思想旨归与一贯的行为，还是从其对西行目的的直接表白，我们都可以看出，其建言止杀是极有可能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