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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28页。 [2]对于《春秋》及其三传的以“例”解经，赵友林《<春秋>三传书法义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是目前最为系统的研究著作。 [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32页。 [4]（宋）李昉：《太平御览》卷640，《四部丛刊》本。 [5]董仲舒还对这种书法进行了具体解说：“《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应变之故，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灭绝也。”（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页。 [6]对于所谓《春秋》之“志”，《春秋繁露·仁义法》解释为：“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志也。”故隐不书正（隐公十四年，除元年发正月之义外，其余皆不书“王”字），桓不书王（鲁桓公在位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公羊传》以“成其意”，于桓书“如其意”，凡此皆为孔子假《春秋》治人之志也。见刘异：《孟子春秋说微》，《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四卷三号，第521页。 [7]实际上，“求情责实”、“原心定罪”在董仲舒与宋儒之间仍有传承，历代的“《春秋》决狱”自不必说，郑玄《起废疾》中就曾说道：“何休曰：‘四年，夫人风氏薨。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最晚矣，何以言来？’释曰：‘秦自败于殽之后，与晋为仇，兵无休时，乃加免缪公之丧而来，君子原情不责晚。”中唐啖助也说道：“正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是将“原情”作为《春秋》褒贬的依据。因为在啖助看来，当时世衰道微，形式上的礼制名位，已经不足以作为道德价值的最后判准，此时唯有“原其情”，探究人心之本意，才能做为善恶褒贬的依据。孔子以“原情定罪”的方式来扬善惩恶，所以要探究《春秋》本旨，必得透过原其情的方式。可见，这一解经思想也得到了后起宋儒的继续发扬。 [8]叶梦得的批评最为详备。《春秋考》卷三载：“左氏载‘仲尼曰’、‘君子曰’，两者不同。君子即孔子，似是其弟子所记。或当时尊之者之传，然未必皆实。或有所附会，不可尽信。如赵盾事，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此语《公羊》、《榖梁》不载，今谓董狐书法不隐，为良史，可也。谓赵盾为法受恶，方加以弑君，便进以良大夫，固已不伦，然犹云可也。至于越竟乃免，则于理为大害。夫《春秋》论实杀不实弑尔。实弑者，以法而正书弑。非实杀者，以义而加之弑。今以盾非实弑，责其不讨贼而加之弑，则自不当论免、不免。纵越竟而反，不讨贼，亦当加弑矣。若实弑者，在国亦诛，越竟亦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尚何以越竟为限乎？此乃晋史盾之党，为盾辞，而假之孔子，左氏不能辨也。故其载董狐语，略而不全。《公羊》曰：‘人弑尔君，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榖梁》曰：‘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今“非子而谁”语三家略同，而《左氏》独略去“人弑尔君”及“志同志重”之言，直曰：“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若此，即盾乃与闻乎弑者矣。安得更有为法受恶之事乎？以是推之，凡《左氏》称仲尼、君子之言，学者要当折之以经，参之以理，而后可信也。” 叶氏这一大段分析，主要在驳斥《左传》针对赵盾一事所记载的孔子言论。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叶氏认为无论如何赵盾事绝无“越竟乃免”的可能。叶氏的观点出自《礼记·檀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认为只要是弑君的凶手，不管是真正下手的赵穿，或是默许的晋国正卿赵盾，都不可姑息，都必须背负弑杀君主的责任。对赵盾来说，绝无可能因为事发时的确远出国境，就能免除弑君的罪责。 [9]（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页。 [10]《公羊传》宣公六年。 [11]（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页。 [12]在宋代，由于学者解经大都好出“己意”，因此，很难有对同一事无异议者，赵盾弑君一事亦然。翻阅相关材料，完全肯定三传对此条解释的合理性的是叶适，他认为对《春秋》事实的认识首先要依靠三传：“凡《左氏》、《公》、《榖》叙事本皆同者，皆当时之所谓大事，天下所通知者也。”对于赵盾弑君之事，叶适论道：“赵盾赵穿之事，当时天下共知，《三传》所载无异。盖董狐特立此义，与他史法不同，举世从之，虽孔子不能易也。然而圣人亦自以为太重，而伤赵盾之虑不详，被以此名不得辞也，故曰‘惜也，越竟乃免’，盖人之所严者，孔子之所宽也。后世乃以盾为实弑君，其曰穿者，《三传》之妄说也。呜呼！《左氏》之书不知有《公》、《榖》者，在前故也；《公》、《榖》在后不知有《左氏》者，僻陋故也；兼不相知，其事同者，天下之通见闻也。今反以为妄而疑之，非以实事为空文乎？”（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124页。 [13]欧阳修《春秋论》上篇云：“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由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而其意见即《春秋论》中篇开宗明义所云：“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31-132页。 [14]（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33页。 [15]欧阳修曾就此问题与刘敞进行交流，他说：“赵盾弑其君，加之弑乎，诚弑之乎？”刘子曰：“加之尔。”“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贼之为谁，而不得讨，可也；知贼之起也，而力不能讨，可也；知贼矣，力足以讨矣，缘其亲与党而免之，是以谓之弑君也。”（宋）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16]（宋）孙觉：《春秋经解》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宋）孙觉：《春秋经解》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宋）王皙：《春秋皇纲论·罪弑》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宋）萧楚：《春秋辨疑·不书弑君之贼辨》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宋）苏辙：《春秋集解》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宋）刘敞：《春秋权衡》卷五，宣公二年：“君臣之际当以义为断……然则盾之免与不免，在乎讨与不讨，而不在越与不越也。”叶梦得《春秋三传谳》卷四载：“所以责盾者，在讨贼不讨贼，不以竟为限，使盾越竟而复不能讨贼，则遂可免乎？” [22]（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博议》（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6-537页。（宋）王皙：《春秋皇纲论》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博议》（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9-540页。 [24]（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博议》（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0页。 [25]（宋）张大亨：《春秋通训》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宋）叶梦得：《叶氏春秋传》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依《公羊》例，“《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即弑君之贼未得到惩处的前提下，国君不可安葬；即使安葬了，《春秋》也会通过不予记载的方式表达对违礼行为的谴责。实际上，《公》、《榖》皆有此例。如鲁隐公十一年，《公羊传》曰：“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榖梁传》曰：“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董仲舒也说：“故君弑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页。 [28]《公羊》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经）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经书）‘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公羊注疏》卷二十三。《榖梁》义相同，不过其所用之例却是月日例。 [29]如孙觉就批评说：“《春秋》之义，世子弑君，则不待讨贼而书葬。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葬蔡景公；许止弑其君买，葬许悼公是也。而《公羊》以为赦止之罪。夫《春秋》之法一定而不可易也，尝加之弑君而又赦其罪，何其二三欤？《公羊》不知世子弑君，不待讨贼而书葬，故妄为之说尔。”（宋）孙觉：《春秋经解》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34页。 [31]（宋）孙觉：《春秋经解》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孙觉在稍后对《榖梁传》所谓“因其自责而责之”不满，说道：“夫圣人原止之情以加之罪，即其言误而责之尔，何谓因其自责而责之乎？”同前书，卷十一。 [32]胡安国此论当秉自陆淳，陆淳曾于《春秋微旨》卷下云：“世子，君之贰也，许其进药，则乱臣贼子得容其奸矣。故圣人罪止一人，以绝万世之祸也。” [33]（宋）胡安国：《胡氏春秋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5页。吕祖谦的论述虽无胡氏详细但含义相近：“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而卒，其以弑书之何也？止虽不志乎弑，其君由止以卒，则亦止弑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书之，则臣将轻其君，子将轻其父，乱之道也。故止之弑君，虽异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宋）吕祖谦：《春秋集解》卷十。而胡氏关于防微杜渐之意，高闶之论与之相近：“且世子，君之贰也，当朝夕问膳，如文王之为世子，乃万世之法，如使其可以冒昧进药，则乱臣贼子得容其奸矣。故圣人正止弑君之罪以绝万世之祸也。”（宋）高闶：《春秋集注》卷三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宋）刘敞：《春秋传》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宋）叶梦得：《叶氏春秋传》卷十八。陈傅良之意与叶梦得相近，其云：“止不尝药，悼公饮焉而卒，则世子何罪？弑君，天下之大恶也，而加诸无罪之子，曰将为后人戒。”（宋）陈傅良：《春秋后传》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页。 [37]过常宝：《春秋决狱：汉儒话语权力的构成和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页。 [39]吕祖谦说：“许止误进药，不幸而杀其君，虽视商臣、蔡般之恶，相去不啻千万，至于弑君之名，安得而不与之同乎？书其‘弑君’，盖法所当然，亦非谓‘为法受恶’也。”(宋)吕祖谦：《吕祖谦全集·左氏博议》（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0页。 [40]东汉以明经著称的太学生霍谞之舅父以妄刊文章下狱，霍谞上书大将军梁商为舅父辩冤，特别强调应遵从“诛心”的《春秋》之义，他说：“谞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5页。 [41]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春秋》有“变辞”、“常辞”，胡安国也说：“《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宋）胡安国：《胡氏春秋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页。）等等，这些看似论述《春秋》之例，实质都是为了强经文以就己意的狡辩之辞。 [42]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春秋决事比》中曾说：“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按：公羊、榖梁）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汉儒开启的“诛心”之说，之所以在宋代《春秋》学中仍有回响，当与理学讲究个人心性修养、格物致知的治学路径默识相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