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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狩猎文化研究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应当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原始的渔猎时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自然不能例外。渔猎这一文明阶段在世界各国的很多艺术及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历经成千上万年还能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各地渔猎岩画壁画，数千年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依然活跃在人们口头上的各种渔猎故事传说。而在中国，除了在绘画、传说等艺术形式中有所反映外，还在第一部诗歌总集中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了。陈朝鲜 在《诗经》时代，渔猎依然是先民们获取生活物资的重要途径。动物的肉及皮毛对他们来说弥足珍贵，因而，渔猎活动极为活跃。《诗经》中明确提到渔猎的诗歌多达数十篇，渔猎所获种类繁多，渔猎方式也极为多样化，这足见当时渔猎文化之发达。去年的一篇拙文，粗略地论述了《诗经》中的渔文化（参见《农业考古》2010年第一期）。本文将重点阐述诗篇中所提到的狩猎工具和方式以及所猎获的猎物种类。 先看狩猎工具和方式。 《诗经》中提及得最多，也最复杂最壮观的当为大规模的驾车围猎，这在《豳风·七月》、《郑风·大叔于田》、《齐风·还》、《秦风·驷驖》以及《小雅·吉日》、《小雅·车攻》等篇什中都有体现。 采用此种方式，首先需要有车有马。《小雅》中的《吉日》、《车攻》两篇，都提到了“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其中的“田车”，按朱熹《集传》的解释，就是“田猎之车”。《诗经》中曾提到过“大车”，那是一种用牛牵引的用于载重的农具。这里的“田车”，应该是用马牵引且很轻便灵活的一种车。拉这种车的马，一般是四匹健硕的骏马，这在《小雅》这两篇所说的“四牡”以及《郑风·大叔于田》写的“两服齐首，两骖如手”中可以得到印证。 田车上的人员组合，有驾车的人。也就是御者，也有射猎的人，也就是射者。似乎射者主射，是不用驾车的，这与战车上的安排相同。毛《传》解释《大叔于田》中“两骖如手”为“进止如御者之手”，朱熹《集传》进一步申说为“所谓御者之良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古者射与御相应，惟御之有法，而后射之必中。”亦即是《车攻》中的“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在《秦风·驷戰》中，“公曰左之”，命御者驾车向左边行驶，以便更好地猎杀。结果是箭发兽倒。由此看来，田车上的人员配合是相当重要的。 围猎不止一人，不止一车，还需要人手众多，相互配合，才有成效。《豳风·七月》“二之日其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引《广雅》：“集、合，同也。”认为此处的“同”意思是“会合”，“谓冬田大合众也”。《车攻》中亦有“射夫既同”的描写。而《齐风·还》中直接就是“并驱从两肩兮”、“并驱从两牡兮”、“并驱从两狼兮”，郑《笺》：“并，併也。子也我也，併驱而逐禽兽”，这就简单明白多了：猎人们相互配合，猎获颇丰。当然还有更盛大的场面，在《小雅·吉日》中，众人驱驰于广袤的平原上，野兽纷纷逃窜。“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郑《笺》：“悉驱禽顺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多么生动的围猎写照啊。 驾车围猎之所以在当时很盛行，一方面与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及动物习性有关。“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小雅·吉日》），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个人力量是难有好收获的，所以北方狩猎往往是“千骑卷平岗”。现今，在关中平原及华北平原的农村，冬闲之时，很多农民朋友进行娱乐时，就有一项“细狗撵兔”的活动，参与者往往数十上百人带领数十上百条细狗，在广阔的平原上奔跑驱逐，正可说明北方平原的狩猎特点。另一方面，驾车围猎盛行还与军事选拔军事操练相关。《小雅·车攻》一诗，《毛序》：“宜王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这正点明田猎是征战的准备。《诗经》中“美田猎之盛”是诗篇，多半都是在赞颂英雄讴歌统治者的武功，而那些壮观的田猎活动，就是他们在娱乐中进行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 在冷兵器时代，弓矢是一种使用比较广泛的杀伤型武器，它在狩猎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诗经》中曾多次提到了弓矢射猎，除了常见的弓箭射猎外，还使用了弋射。 弓箭现在依然被广泛使用，容易理解。不过还需要特别强调一些细节的地方。“决拾既佽，弓矢既调”（《车攻》），其中的“决”与“拾”，按朱熹《集传》：“决，以象骨为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钩弦开体。拾，以皮为之，著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这说明在射猎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带齐所有配件，调整好弓箭。射猎之后，也要收拾好工具，“抑释棚忌，抑鬯弓忌”（《大叔于田》）。《说文》：“攔，所以覆矢也。”朱熹《集传》将它解释为“矢桶盖”，而把“鬯”解释为“弓囊也，与<韦长>同”。報又名弢，都是藏弓的器具。这就是说，射猎完毕，将箭装入箭筒，并盖好，同时也将弓放入弓囊，以便保管。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弓箭技术的发达以及人们对弓箭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