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湘学之兴，不少人远追屈子，近接濂溪，但“湖湘学派”的兴起却在宋室南迁以后。其时，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学术文化开始流播于洞庭衡岳间，湖湘一时竟获“南国洙泗”之誉。元、明两代，湖湘学术又呈荒落之象，虽有王夫之综核百家，自立一宗，但其说未彰于时，幸赖岳麓书院一方讲席使湘学得以一缕不绝。迄乎清朝嘉、道以降，内乱迭起，外患踵继，湖湘有识之士为挽救时艰，相与指天画地。先有陶澍、严如煜、贺长龄等督抚名臣锐意兴革，宏奖文教，使经世学风蔚然而兴；继有罗泽南、曾国藩、胡林翼等以性理之学修习身心，砥砺品节，使理学重振于天下；再有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梁启超等先后莅湘，变革士风，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自嘉道至光宣百余年间的湖湘学术，最可述者当数以下四点。 其一，考据学之流布。在汉学日渐风行的康雍乾嘉时期，湖湘之间不乏经术专精之士，如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照、王文清、罗典等，但较之吴、皖仍要黯然失色。诚如郭嵩焘所说：“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钱穆也认为，“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直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担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共创湘水校经堂，以经史实学造士，方成为“三吴汉学入湖湘”的标志。此后，朴学之风在湖南渐次盛行，虽耽于性理之人治学亦多标举“汉宋兼采”，一如曾国藩所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古学风行如此，三湘大地在道、咸以后，遂涌现出何绍基、黄本骥、邓显鹤、魏源、邹汉勋、周寿昌、王运、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阎镇衍、苏舆、曾廉、胡元仪等经史专家与朴学宗师，在经史奥蕴的抉发、名物典制的考证、文字音韵的讲解、乡邦文献的搜辑以及先秦诸子的研究等方面，各领一时之风骚，并以其遗泽余韵，造就出杨树达、李肖聃、曾运乾、刘善泽、罗、余嘉锡、张舜徽、马宗霍、鲁实先等文史大家。 其二，新理学之兴起。标举“内圣外王”的宋代理学，先是朱、陆分途，继以王学奄袭，至明末而有侈谈心性、空疏无用之弊，故清人喜治朴学，对高居堂庙的程、朱多存鄙薄之心。汉学入湘后，湖南亦有“人人骛通博以为名高而耻言程、朱”的现象，但贺熙龄、贺长龄、罗泽南、曾国藩、胡林翼、刘蓉、郭嵩焘等人，仍以义理之学作经世之具，其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无不自宋儒性命义理中推衍而出，尤重一己之心性修炼，崇尚名节，提倡忠信，以求防患于先、弭乱于后。同时，他们承袭湘学宗义理、重经世的传统，采考据之长，取辞章之道，重提圣门四科之学，融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于一，恢复以义理为核心、以经世为灵魂的理学在正统学术中的地位。曾、郭、刘等人还反复抉发儒学中的“礼学”思想，强调“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已”（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将修齐治平的儒家学说，归于一个“礼”字，欲以“礼学”代理学，使宋儒之学回应时代，以旧貌而获新生。因此理学在清季的复兴，虽自唐鉴、倭仁等人滥其觞，实由罗、曾之流扬其波，以“同光中兴”为契机，从湖湘之间流播于大江南北。 其三，今文学之传衍。近代今文经学源出常州，魏源从刘逢禄受业，成为晚清今文学健将之一。他以《公羊》义解《诗》、《书》，自经术中求治术，将今文学变作经世论政之学。魏源之后，湘中喜治今文学者代不乏人，而王运、皮锡瑞可称先后两大师。王运遍注群经，尤精三《礼》，“其学虽新而有据，异于宋明诸人”，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启迪廖平“分别今古”之学，再导引出康氏“新学伪经”之论。皮锡瑞著述等身，力主通经致用和史学经世，戊戌年聘任南学会学长，三月之间演说十二次，讲学术则贯穿汉宋，融会朱陆；论变法则通观古今，纵览中外，引经据史，持论通达，开新湘中风气，厥功甚伟。戊戌前后江标、徐仁铸相继来湘督学，更使今文学在湖湘盛极一时。时务学堂虽标榜“中体西用”，而梁启超、叶觉迈、韩文举等康门弟子任教其中，又有信奉今文学的谭嗣同、唐才常等继任教习，故其课程以《孟子》、《公羊》为主，宣讲孔子改制之说，大倡民权平等之论。今文学说的昌盛对湘省士风的影响，从反对者的攻诋中也可见一斑：“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苏舆《翼教丛编》卷5） 其四，船山学之昌明。王夫之身经国变，发愤著述，坐集千古之智，卒能自立宗主。不过，他以抗清为终身职志，鼓吹夷夏大防的民族思想，张扬重民轻君的民本学说，故与时政颇多抵触，甚遭清廷嫌忌，著作屡被禁毁。他探究性理之学，虽精致圆满超轶宋儒，仍不免蹈于空疏，与清代崇实之风不合，加之高情避世，无门徒弟子传扬，故“寂寞二百年”，其说久湮不彰。直到道光以后，时移势异，船山学说渐受重视。先是邓显鹤搜刻《船山遗书》，继有曾国藩兄弟刊行《船山遗书》、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赵启霖奏准从祀文庙、刘人熙设立船山学社，船山学说乃大行于世。无论中兴将相、维新志士还是革命先烈，大多私淑其人，嗜读其书，曾氏兄弟出于整饰纲常，维护世道之需，处处取资于船山。革新人士则阐发船山的变易哲学与民本思想，推之为变法改制的乡贤、倡行民权的先驱。反满复汉的民族革命兴起后，船山学说更是适逢其会。梁启超曾在《儒家哲学》中总结说：“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薰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