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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相关的研究非常多，但通常都未能注意到前述这两大问题。限于篇幅，此处只举冯友兰、牟宗三两家为代表。冯友兰认为朱子的格物思想：将增进「客观上各个具体事物的知识」与提高「主观上的精神境界」混为一事，使「『明明德』不是从自己本身做起，而是从外物做起了。」并认为朱子与象山对于「穷物理」与「穷人理」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够全面」。这使得「他(朱子)的意思在理论上有讲不通的地方，在实践上也有行不通的地方。」[8]然而，据笔者的研究，反而是冯先生从一开始便没弄清楚朱子所穷的之理为何。对于朱子而言，格物所得之理，本来就是人「处物之理」，或曰事物对于人所呈现出的性质，以及人如何处理具这样性质的事物之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主客体、心物、内外、天人本来交融，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亦融合为一。[9]这不能简单地用自笛卡尔、培根、康德以降，心物二分，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现代认识论加以抹煞。而冯先生之所以未能认识及此，关键问题似乎正在于他未能从「学习为人处事」这个基本点去看朱子的认识观，以及未能跳脱出西方现代的主流世界观与认识论观点。 牟宗三先生对于朱子的认识观持有类似且更进一步的怀疑。牟先生用所谓「外在知识」与「道德主体」，或「外延的真理」与「内容的真理」的区分，来析论中国哲学根本特性，与判分理学各家的高下得失。[10]他从康德式「外界知识」与「道德主体」二分的前提出发，认定朱子的道问学之路不行。[11]冯先生还认为「穷物理」与「穷人理」在张载式的「天地境界」上可以相通，朱子的格物补传只要加上「此穷物理也，穷物之理所以穷人之理」一句话就可以说得通。[12]牟先生则根本上认为朱子的所有学思属于靠知识来逼近义理的「横摄体系」，与真正从性体与道体流出的「纵贯体系」有本质上的区分，以及无法跨越的鸿沟。[13]然而牟先生这种说法，也仍然在心与物、自然与人文二分，主与客对立的西方现代认识论与世界观传统下立论，未必有当于朱子认识观之实情。 二、认识功夫的缘起与基本目标：学做人处事与希圣希天 学做人处事与希圣希天，对于传统学人而言是儒学，而尤其是宋学的基本前提。然而此前提的重要性与复杂内涵，如前所述，却几乎为现代学人所彻底蔑视或遗忘。所以本文在此必需郑重提出这个可能被许多现代学人视为不需要再研究的老议题，并指出唯有从这个中心点，我们才能将朱子各种的认识观与生平学思大端及主张整合起来。 儒学各派莫不重视学习做人处事，并以一理想的圣人，而非佛家之佛或道家之真人，为做人处事的最高典范。然而各派心目中的圣人，以及凡人暨学者与圣人之间的关系之看法却颇有不同。从其不同处，可以判分不同学派。理学家之基本特色，在于相信圣人可学。然而朱子所希之圣，乃至于所以成圣之道，又与其他理学家尤其陆王一派颇为不同，不能不详加探讨。儒道两家皆重天道，然其而所以合于天道之说，则颇为不同。大抵儒家之圣人合天道与人文为一，道家则较偏于自然。理学家中，朱子希望天人兼尽，陆王则较以人道为中心。此种追求及特色亦同时反映于朱子的圣人理想之中。 朱子自青少年起，便以学圣人为人生暨学问的目标。他的大弟子黄榦所撰的〈朱子行状〉，记载他「少长厉志圣贤之学，于举子业初不经意。」[14]朱子到晚年时说： 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15] 可见他自年轻至老，都以做圣人为学习目标。他曾经说：「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只十五岁时，便断断然以圣人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时，便脱然欲学圣人。」[16]他一生最推崇孔子，其次推崇二程，而这三人对于他的意义，就是代表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明伟大的境界。此境界本为天赋，而唯有圣人能将其充分地实现;而圣人所达到的境界，在朱子来看，亦如天地之自然、博厚、高明，而为天道天德的体现。《近思录》引周敦颐《通书》中所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显示了理学家的基本学习方向。其一切学问，皆为希圣希天之学。朱子说： 今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必须是光明正大，必不应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尽做得去，不到圣贤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尽有工夫可做。如颜子之『欲罢不能』，如小人之『孳孳为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终不得力。[17] 如此念念不休，欲罢不能，一心要将自家天性的最高可能充分实现，完成一个「光明正大」的我，成己成物，光明四达，这才是儒学的真本色。朱子自年少时便受这种「为己之学」与「圣人之学」所吸引，从而超越了功名利禄等世间的追求。他说： 某自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18] 这物事当指大道与义理而言。他所说「心便爱了」当指这些道理让他心中产生「光明正大」等种种美好的感受。他自此日积月累，不断地追求，逐渐达到极高的境界。然而对于朱子而言，求道学道与学圣人虽然是一件事，然而前者实不如后者更为亲切： 先生因论苏子由云「学圣人不如学道」，他认道与圣人做两箇物事，不知道便是无躯壳底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底道。学道便是学圣人，学圣人便是学道，如何将做两箇物事看![19] 学圣人，则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可供向慕。学道，一则不如此具体，二则容易走入歧途。朱子在求道的过程中，也曾长时间地信奉禅学，然而后来受到李延平的教导与圣人经典的启发，才逐渐地重归儒学。从此他彻底认识到与其在生命中追求一些高妙的道理，不如就眼前的每一样事物求其处置实践到恰到好处。而圣人的一言一行，正是做人处事的最高模范。舍去圣人的模范而自行摸索，不仅困难而且容易陷入自己为是的错误。唯有虚心求教于经典，仔细体贴圣人言行所蕴含的深刻智慧，并在生活中一一去实践体验这些道理的真实性，才是为学的正途。[20] 对于朱子而言，学圣人只是将我性命中天赋的做人道理发挥到彻底，从而实现天道与生命的极致。他对此有欲罢不能的感动： 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21] 他体认到人生若不能如此，则人心不免危殆不安，生命也不免困顿多误。不仅意义不充分，而且是问题重重。因此朱子在〈中庸章句序〉里面，一开头便说：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22] 人生本来充满了挑战与苦难，个人的一生要处理得好已经非常不易。位置越高的人，所负的责任愈重，所要处理的事情也愈发艰难复杂。到了最高处，要负全天下的责任，此时一言一行稍有失误都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不能不「惟精惟一」，以求「继天立极」，充分体现最高明而深远的宇宙人生根本道理。人生既充满了问题与挑战，人类历史更充满了灾难与冲突，做人岂能不讲做人处事之学?如果希望成己成物以尽量造福人群，又怎能不以达到做人处事最高境界的圣人为学习目标?朱子生逢南宋初年的丧乱。他的父亲朱松曾因力主抗金而去官，并常以未能尽臣子之责以恢复中原而自谴。朱松从婺源老家迁至闽北，其家甚贫而且因避难而屡迁。[23]朱子十四岁即丧父，其后寄人篱下。成家后子女众多，自己也一生清贫。他在学术上的论敌甚多，在政治上亦涉入甚深，处境复杂困难而又始终不得志，晚年甚至深受迫害。[24]如此充满挑战的一生，也难怪他要不断地以为人处事的最高境界来要求自己了。从真实的人生经验与历史教训中，朱子深刻认识到「人心惟危」，从而指出「道心惟微」。他看到唯有「惟精惟一」，才能将事事物物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无过与不及，也就是「允执厥中」。他认为圣人在传天下时，所叮咛告诫的不过如此。天底下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道理，也就尽于这一句话了。朱子种种复性、致中和、涵养察视、居敬、克己复礼、诚意正心的心地功夫，均本于此。 从这里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朱子心目中的圣人，是一个能负天下重任，无所不明白，将一切事物都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人。他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