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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箇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证，无所不备。[25] 圣人对人情物理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通晓天下一切事物，所以能将一切的大大小小的道理人物都安排处理得恰当。这是古圣人经纶天下的规模，载之于六经，见之于古史。朱子认为圣人极聪明，不只是闻一知十，而且是言入心通，只要他所见所闻的事物，都能明白该事该物对于人而言的性质意义，而有以处之。[26]必需是心量知识如此广大，能力如此该遍之人，才能定天下国家的规模方向，制礼作乐，垂制度文教，而为百世所效法。这是朱子所相信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也是孔子所继承并发扬其精义的大传统。这是儒学大传统中的圣人，不仅与佛、道两家的圣人大为不同，与陆王学派但重成分不重分两的圣人说也颇有不同。这其中或许有过于理想的部分，然而我们若观察当今与历史上大的政治及文化领袖所面对的问题之复杂困难，及其所需要的聪明智慧修养学识之深广，也不禁不感慨如此人才极难得又极必要了。朱子的一切所学，实以认识并效法这样的圣人为目标。 正因为如此，他接着前面那对段话，郑重提出学者必需要博学。其为学方式与规模也因此与陆王之学大为不同： [学者]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箇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二字力说。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今公只[f8]就一线上窥见天理，便说天理只恁地了便，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上，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须撒开心胸去理会。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妇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这里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讲过。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说。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见得，若不说与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见得，泛而观万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领，却只捉定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无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应天下事，应这事得时，应那事又不得。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大学》首便说『格物致知』。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27] 必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才足以明白天下的事理，以及古圣王经理天下、垂教于后世的规模。对于朱子而言，这些规模道理，莫不根源于人性，所以学问自然应当从「尊德性」、「为己之学」、「人伦之道」做起。因此他特别说「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说。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见得，若不说与公，又可惜了!」可见他认为做人处事以及一切人伦政治社会的道理，必需原本于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真实体验。就道理的根源而言，他所教与陆象山几乎无差别，这也是两者都同属理学正宗的最重要原因。然而朱子认为真要处理好人间种种事物，只有个人生命的体验，却没有多方面丰富的知识是不行的。更何况，要深入个人生命的意义，其实也有赖于增广见闻与多方历练。在这一方面，他非常强调「道问学」。并明白指出若不能博学、明辨并付诸笃行，则不足以认识天下事理丰富广大的内涵，而将限于一己所得，不能真正上达，这就与陆王之学大不同了。此处他明白指出：「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中庸》告诉人一切为人接物的道理出于人性，是人心人性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的状态。《大学》告诉人要从格物致知做起，以我「虚灵不昧」的心，将事事物物仔细观察、体会、问辨、思量，从而认识事物对于我所呈现出来的道理。并且不此为足，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循环深入地，去努力认识世间这一切本来一体关连的道理。朱子此处所提出的，其实是一个天人、内外、人我、主客体、知行、学思、过去与现在交织成一体的知识体系。而其核心，则是从学做人到学做圣人。朱子说： 学所以求为圣人，不以是为标的，则无所望走而之焉耳。[28]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做人。[29] 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此言知所以为士，则知所以为圣人矣。……颜子曰：「舜何人哉，予何人哉。」孟子所愿则学孔子。……则士之所以为士而至于圣人者，其必有道矣。[30] 学者是学圣人而未至者，圣人是为学而极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强尔。[31] 这是他整个学问的中心，也是他教学的中心。不明白这一点的丰富内涵，则无法认识朱子的认识方式。 学做圣人，其实是宋代理学的大传统，也称之为圣学。在此学未兴起之前，中国的一流人物往往以学佛为生命的终极意义。经过胡瑗、孙复、范仲淹、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倡导，希圣希贤的新学风才逐渐兴起。然而从学佛到学圣人，一方面固然是思想史上的根本大变化，一方面在精神与修学方法上却是一脉相承。唐以前认为圣人是天所生成，不能力学而至，到了宋人才开始认为圣人可学。这其实继承了佛学中人皆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完成其「本性」(佛教徒称之为佛性)中之最高可能的思想。二程与朱子早年均泛滥于禅学十余年，而后转入圣学。理学家常说禅学与圣学在心法上所差不过毫厘，其间的消息可见一般。学佛的重点在于明心去染执，然而学圣人则不仅要明心去染执，还要出而应天下事，即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及一切人伦与人世种种。既然要应天下事，就不能不懂天下事，所以格物致知之学不能不讲。在朱子看来，若不能在主客体内外交融的实际人生处境中学做人，则一切的知见，毕竟空疏偏颇。格致所穷格的其实就是如何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修身所修的是在家国天下中处事应物之身;此八者其实是同一件事，不能割裂。而其统合之处在于修身，所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学做人。如此的圣学，其基本内涵正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其心境学问一层又一层地高上去，而其终极境界在于效法天地之广大、博厚、自然、高明。圣人正是这种学问的最高代表。朱子说：「凡所谓圣者，以其浑然天理」，对于朱子而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在于他能够达到与天地之道完全合一的境界。这与佛家及陆王学均颇为不同。 朱子由佛学而转入圣学，其求知方式也由以心性功夫为主转而兼重法天及研寻圣人的一言一行之精义。圣人所代表的正是明心复性以及法天的极致，若要落实此学，不蹈空虚，就必需以圣人的具体生命为学习的最高典范。综合言之，对于朱子而言，此学实以学做人为中心，以存心养性与法天为下手处，而以学圣人为具体目标。他的一切知识学问，都以此为中心;他的求知方式，也必需以此为中心来认识。这绝非以知识、学问、或任何一种事业为中心的学问，自然也难以用现代通行的学术分类或方法论去理解。 三、朱学知识的源头与基本性质：全生命的心性之知 朱子的学问以学做人与希圣希天为中心，他同时相信一切做人的道理源自人心人性，其求知方式乃以心性之学为本。他所企图认知的对象，范围虽可以开拓至极广，然而基本上是人的心性以及由此心所照见感知的事理。这种知识的基本特色是以心感知事物对于人而言的性质，并从而认识人如何「对应处理」事物之道。它首先是对事物产生一种「心物交融之知」，而同时根据心中所感而为此知自然内具的标准与要求，去认识如何处物之理。就源头上而言，此种不离于人心人性的知识，与陆王之学十分相近。然而朱子更强调主客、内外、天人的一体性，与陆王之学之偏于人的内在主体性有所不同，是以最后所成知识体系之规模及其内在组织暨性质亦大为不同。可是若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无论程朱陆王之学所得之知识均属于一种心物、主客体、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知识。其所重既非纯客观的知识，亦非纯主观的思维或唯心的「道德主体」知识。其性质与我们所习知的各种「现代知识」有根本性的不同，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甲、大学之道：融合心物与主客体的「明明德」 最能够表现这种知识的源头与基本性质的，莫过于朱子的《大学章句集注》一书。朱子平生教人为学最看重《大学》，在那千锤百鍊的〈大学章句序〉中，他开头便说：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32] 明白提出一切人伦的道理源于人性，而人人均有仁义礼智的「天赋善性」。此天赋的善性虽然未必人人能认识、能实现，然而此天性其实深藏在每一个人心中。朱子并且认为，一旦有聪明睿智者能够充分认知并实现其本性中善的可能，因其所造之德性光明伟大，一切所做所为能得他人的佩服敬重，于是便自然成为众人的领袖与老师，以政教礼乐引导大家认识自己的天性，建立一个合乎人性需要及文化理想的社会，从而恢复人民本性中的光明。这番话在政治上或许有过于理想化的地方，然而由之可见，朱子理想中的社会与政治，实企图以天赋于人的根本特质与需求为基础。至于人如何能认识自己本性的真正需要呢?朱子认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危」，一般人除非懂得保守天赋的善性与道心，将难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因此有赖圣贤的教化与指导。而他所希望提倡的学问与教育，也是以圣贤的人格为中心的「人性教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