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7年对于周氏兄弟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们一个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一个决定摆脱沉默，为打破铁屋子而呐喊。这一年对于兄弟二人都是不平凡的，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毫不夸张，他们很快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7年在鲁迅的帮助下，周作人离开老家绍兴来到北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一年对于兄弟二人都是不平凡的，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毫不夸张，他们很快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一 1917年3月7日鲁迅日记有这样的记录：“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信的内容是通知周作人，他已经被北京大学聘请，即刻北上。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上任伊始就着手改革，招聘思想先进的新派教授来最高学府任教。鲁迅知道这一情况后连写了几封信，推荐自己的二弟周作人，很快于二月底获得了蔡校长的首肯。蔡元培和周氏兄弟是绍兴同乡，1916年底蔡元培回乡省亲时见过周作人，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至于和鲁迅则可以说是老朋友了，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建立后，出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聘请鲁迅来此任职。到1917年鲁迅当公务员已经整整五年了。 周作人1911年秋从日本回国后，长期在绍兴从事教育工作。家乡虽好，但毕竟地方太小，才能难以施展。周作人精通日文、英文（包括古英文）、古希腊文，对于日本和西方文学都相当熟悉。至于国学，则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后不断自修，水平与日俱进。 1917年3月27日晚，周作人离开绍兴北上，于4月1日下午8点到达北京。花了这么长时间，固然是因为要顺路拜访几位亲友，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当时交通不便。周作人的路线是首先从绍兴坐船到曹娥埠，然后坐火车到宁波，再从宁波坐船到上海，路途不长，却要分三段来走。下面的路程同样不轻松，周作人回忆说：“从上海到北京，虽然已是通着火车，却并不是接连着，还要分作三段乘坐。第一段是在上海北站乘车，到南京的下关，称作沪宁铁路，随后渡过长江，从浦口直到天津，是为第二段的津浦铁路，这时还要改乘第三段的京奉铁路，乃能达到北京。到得坐上了浦口列车，这趟旅行才算是大半成功，可以放了心，其实如误了点，在天津换不了车，也仍是有问题。不过那并不算是什么，因为京津近在咫尺，所以觉得已经到了家门口了。”（《知堂回想录·一○六》）如今从绍兴到北京坐高铁可以一气呵成，一百年前则要切割成六段，可谓行路难了。 到北京后周作人入住绍兴会馆（原称山会邑馆）内鲁迅的寓所——补树书屋。第二天休息了一天，4月3日一早他前往马神庙北京大学拜访蔡元培，但不巧蔡不在学校，又去他家，结果也不在。4月4日一早周作人不去北大，直奔蔡家，但又扑了个空。好在回来时收到了蔡元培的信，说第二天（4月5日）10点前来拜访。蔡元培当时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4月3日周作人在北大没有见到蔡校长，就让车夫拉他去蔡家，但因为蓝青官话说得很不标准，被车夫稀里糊涂地拉到了西城四根柏胡同，走了很多冤枉路，回到寓所时不禁有“昏眩”之感（详见周作人当天的日记）。 4月5日蔡元培如约来访，老乡终于见面。蔡元培告诉周作人，由于学校已经开学，课程也早已排定，只能让周暂时担任北大预科的国文。这让周作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国文毕竟非其所长，他萌生了在北京玩几天就回老家的想法。4月10日他再到北大准备正式予以回绝，但初次见面的陈独秀、沈尹默等人均劝他留下。11日，周作人接到蔡元培的来信，任命他本学期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担任编纂（月薪120元）。周作人接受了这一工作，从16日开始正式上班，每天4小时（上下午各2小时）。国史编纂处本来不属于北大，是北洋政府为了省钱，裁撤国史馆，改归北大接办，除聘请几位历史学家外，另设置编纂员管理外文。周作人的工作是负责收集英文资料，这自然是考虑到他的长项。但据他回忆，“其实图书馆里没有什么东西，这种职务也是因人而设，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说的。”（《知堂回想录·一一○》）不管怎样，这份差事是他愿意接受的。 到了秋季新学期，周作人的工作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月薪翻了一倍（240元），同时也开始忙碌起来。9月4日他收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正式成为文科教授（同时还兼任国史编纂员），担任的课程是希腊罗马文学史（每周三学时）和近代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因为都是新课，所以一星期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备课准备讲义上。一年下来周作人将讲稿整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于1918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周作人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最早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欧洲文学史。 除了上课编讲义，周作人还积极从事研究。1917年12月北大设立研究所，分哲学、中文、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组进行共同研究。周作人参加了中文门的“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其中第二组很快便展开了活动。周作人的第一份学术报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鸣惊人，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同组成员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和刘半农的《论下等人小说》等报告发表后也在学术界、创作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北京后不久，周作人就融入了北大的学术团体，并成为活跃的一员。据他回忆，他前往北大最常走的是东西两条路：“其一是由菜市口往东，走骡马市到虎坊桥北折，进五道庙经由观音寺街，出至前门，再经南池子北池子走到北头，便是景山东街了。其二是一直往北进宣武门，由教育部街东折经绒线胡同和六部口，走出西长安街，再前进时是天安门广场，过去便是南池子，以后的路和前边一样。”（《知堂回想录·一一一》）和周作人相比，鲁迅去北大的次数要少得多，但他和北大的联系并不少。蔡元培就任校长后，就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鲁迅于1917年8月7日将自己所拟的校徽图案寄给蔡元培，很快被采纳，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今天北大的校徽正是在鲁迅图案基础上改良而成。 二 周作人4月16日到北大国史编纂处正式上班，工作是比较清闲的，当然他不会就此放松自己。他在编纂处所藏的旧杂志中找到了两篇英文论文，很快翻译成了中文，一篇是《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后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一号；W.B.Trites原作载《北美评论》），另外一篇是《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后发表于《新青年》六卷四、五号；AngeloS.Rappoport原作载《爱丁堡评论》）。 周作人精通多种外语，早在1904年（20岁）就开始发表翻译作品，处女作是连载于《女子世界》的《侠女奴》（即《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此后直到去世，他一直没有停止过翻译活动。实际上，他首先是以杰出翻译家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的。 鲁迅同样重视翻译，早在日本留学前期就翻译出版了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9年和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域外小说集·序言》）但回国后鲁迅却很少从事翻译，主要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他在公务之余的主要工作是辑校古籍、抄古碑、读佛经。1917年1月2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由此不难想象他五年北京生活的孤寂。许广平在谈到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他曾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山会邑馆的槐树底下，成天默默地整理旧书，抄录碑帖，青年时期激昂慷慨的热情，完全被深沉的忧郁和艰难的探索所代替了。但他的思想是愤激的。”（《鲁迅回忆录·五四前后》） 周作人的到来无疑是鲁迅所盼望的，即让弟弟有了更好的发展前途，同时自己也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冲淡了不少的寂寞。周作人4月1日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两人“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鲁迅当天日记）第二天鲁迅又专门请假陪伴弟弟，中午请他到益昌饭馆吃西餐。从此时直到1923年兄弟失和之前，两人一直保持着“兄弟怡怡”的关系。 周作人的外语能力强，鲁迅则国学底子厚，两人合作可谓理想的强强联合。周作人到北京后，两人的合作比以前更加紧密。最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9月18日周作人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文翻译《古诗今译》（内容是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11月14日又补充写了一篇题记，后来一并经鲁迅修改，在《新青年》四卷二号发表。据周作人回忆，他在北大的讲义也经过鲁迅的修改：“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知堂回想录·一二七》）可见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欧洲文学史》中也有鲁迅的手笔。 1917年周氏兄弟的合作还体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这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该书除介绍西欧北美名家短篇小说外，还介绍了北欧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域外小说集》的事业。鲁迅看到此书后十分高兴，曾在为教育部所拟的审查意见中说：“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此文原题《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刊《教育公报》第4年第15期“报告”栏，1917年11月30日出版。据周作人回忆，这一份批语是由他和鲁迅合拟的，当时的语境是这样的：“大概在民国六七年之交，上海各书局出版的新书常常送往教育部请求审查，虽然不是教科用书，本来无此必要，但是审查核准之后，算是版权确定，有了保障，也是有益无损的事情。周君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也是审查的书之一教育部主办这件事的就是鲁迅先生。其时他在教育部任职佥事科长，属于社会教育司，正是办理图书馆博物馆等等文化事业的。他见到这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特地携回S会馆，仔细研究，几经斟酌，乃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随后由教育部发布的便是。”（《鲁迅与周瘦鹃》）审查意见中也指出了此书翻译中的几点“小失”，结论说：“然当此淫侈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这是很高的评价，言外且有批评鸳鸯蝴蝶派之创作的微意，而周氏兄弟对短篇小说翻译之重视，也分明可见了。 三 周作人到北大工作后不久就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用他自己的话）：5月8日开始发烧，且高烧不退，疑为猩红热，13日确诊为麻疹。鲁迅当时精神颇为紧张。周作人日记对这场病的全过程有详细的记录：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 十三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下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 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 廿六日晴风。上午写日记，自十二日起未写，已阅二星期矣。下午以小便请医院检查，云无病，仍服狄博尔药。 廿八日晴。上午季茀贻炖鸭一器。 六月三日晴。午服狄博尔药已了。 五日晴。上午九时出会馆往大学，又访蔡先生，下午一时返。 从日记可知，周作人发病后，鲁迅先后请教了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和德国医生格林，确诊为麻疹后，鲁迅还不放心，又请教了当时北京外国医生中最权威的狄博尔（Diper），为此还专门安排自己的同事、德国留学生齐寿山来做翻译（鲁迅本人其实也懂一些德语）。不难看出鲁迅对此事的高度重视，至于他对于西医西药的信赖，更是一目了然。 据周作人回忆，他病愈后，“鲁迅有一天说起，长到这么大了，却还没有出过疹子，觉得很是可笑；随后又说，可是那时真把我急坏了。”（《知堂回想录·一一二》）又据许寿裳（就是上面日记里的“季茀”）回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午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我所认识的鲁迅》）这场曾经让鲁迅“非常担忧”的麻疹一个月就过去了，但它的影响却一直存在，八年后（1925年）成为鲁迅小说《弟兄》的题材。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张沛君在其兄弟病危之际做的噩梦可谓神来之笔，这固然来自佛洛依德心理学的启发，但更可能是鲁迅对当年个人经历的艺术升华。 四 周作人身体上的疾病很快过去了，有惊无险，但紧接着精神上却受到了一个远为强烈的刺激，这就是发生在1917年6—7月份的张勋复辟（又称丁巳复辟、溥仪复辟）。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也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的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知堂回想录·一一三》） 1917年6月14日，安徽督军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五千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入北京。经过半个月的准备，他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这一倒行逆施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抗议。鲁迅于7月3日冒雨前往教育部宣布辞职，以示自己的愤慨。很快段祺瑞率军队攻入北京，与辫子军短兵相接。住在绍兴会馆已经很不安全，7月7日，为避难鲁迅和周作人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就在这天上午十点，北京南苑航空学校的航空队为反对张勋复辟，派飞机一架向皇宫投掷炸弹三枚。鲁迅日记中也有“上午见飞机”的记载。7月12日段祺瑞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张勋逃入荷兰公使馆，短暂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7月16日鲁迅返回教育部工作。 张勋复辟只持续了十二天，加上前期准备也只有一个月，但其留下的阴影却难以消散。鲁迅写于1920年10月的小说《风波》就是以这一事件为背景的。鲁迅后来说，“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有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这一事件让原本已经消沉的鲁迅更加消沉了，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但很快鲁迅走出了消沉，开始呐喊。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他内心深处还有愤激，还在反抗绝望，另一方面则由于钱玄同的劝说。 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自1917年8月起，钱玄同开始频繁光临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鲁迅原来住在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但环境嘈杂。1916年5月6日他搬进补树书屋，这个有着三间房的独院一直没有人住，因为“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呐喊·自序》）周作人到北京后，鲁迅将自己原先住的补树书屋偏南朝阳的一间让给弟弟，自己住到北头比较阴暗的一间。 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留日时的老同学，思想激进。《新青年》1917年1月由上海迁至北京后，他很快加入其中，成为活跃的一员。他来补树书屋拜访的目的之一是为这份杂志约稿。通常钱玄同是午后四时到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才返回北师大的教工宿舍。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按即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呐喊·自序》）聊天的话题自然十分广泛，但中心之一便是张勋复辟，以及造成这一历史倒退的原因。由于资料缺乏，更可能是由于鲁迅后来的艺术加工，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关于“铁屋子”的著名对话到底发生在钱玄同的哪一次拜访。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鲁迅在老朋友的劝说下，终于摆脱沉默，同意“做点文章”，并且“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呐喊·自序》） 其实，在钱玄同约稿之前，鲁迅就已经注意到《新青年》的存在。周作人刚到北京，鲁迅就给了他几册。阅读之后，周作人的感觉是并无多少特色。当然，他注意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但这篇文章本身还是用古文写的。经过了张勋复辟的刺激，周作人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体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知堂回想录·一一六》）这也是鲁迅的想法。复辟事件同样让陈独秀认识到了思想革命的必要性，《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走向深入，周氏兄弟的思想和文字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推动力。 1917年对于周氏兄弟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们一个来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一个决定摆脱沉默，为打破铁屋子而呐喊。关于兄弟两人1917年的活动，周作人有日记，晚年还有详细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相比而言，鲁迅的日记比较简略。但其中有一条记录很有意思，4月17日鲁迅写道：“霾。上午得三弟信，十三日发。”可见一百年前，北京就已经有“霾”了，当然那时工厂和汽车都还很少，其中主要的颗粒成分应该是尘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