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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主讲人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在第三讲《民主的陷阱》中，徐晋如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罪于孔子和儒学，其实都是受日本人远籐隆吉影响。反孔是当时的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阴谋。新文化运动的反孔，除了受日本人影响，还因为生吞活剥西方政治学理论，不知中国是一种士人政府，而误以为中国政治传统是君主专制。更不知孔子思想恰恰是最反专制的。徐晋如认同康有为的见解，古代中国早就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并不是以民主共和的面目出现。同时，更尖锐地指出，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并不是自由的民主，而是一种多数的暴政。孔子被这样的“民主”当成敌人，正说明孔学具有伟大普世的意义。最后，徐晋如讽刺道：“1939年10月6日，早年积极反孔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主持美国皮兹堡大学孔子纪念堂揭幕典礼时却说：‘中国受孔子民主理想及其教育方法之熏陶，故富于民主思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国家者，孔子之学说有以致之也。’胡适这样说的时候，距离五四运动，正好过去二十年。” （特别鸣谢：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三讲：《民主的陷阱》  中国古代政体并非君主专制（图为唐太宗） 徐晋如： 继第一讲“现代性的癌症”、第二讲“科学的魔咒”之后，第三讲我们要探讨民主的问题。今天这一讲可以冠名叫做“民主的陷井”。 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中国一个至高无上、不可纠结，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五毛”的这样一个词语。当一个词，当一个概念，已经变得任何人都不能够去反思都不能够批评的时候，这个概念它究竟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邪教，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得清了。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思考一下，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它背后的哲学底蕴又是什么，它是否跟我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的国民性可以配合得无间，所有这一切很少有人思索。 我有一位朋友，是香港人，叫做潘加惠。潘先生他师从于我在当代最景仰的思想家之一霍韬晦先生，上一讲我也特意提到了霍先生的大名。所以他经常在微博上表达自己对于民主的批判，他一旦发表这样的言论，马上就有无数人上来，用各种各样恶毒的言词来攻击他，用广东话来说就经常“问候佢（他）老母”，非常非常地没有教养的一些人。潘先生是一个涵养功夫特别好的人，他每次都会把这些骂他人的那些恶毒的词语都给收集在一起，再给他们转帖出来，让大家都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下流。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这一群人，这一群没有任何教养的暴民，如果由他们来当家作主，该是何等地可怕！ 其实，如果说这些人但凡有一点理性，他们认真地看一看潘先生他的微博上面的话，会发现潘先生经常强调，说我不是反对民主，我只是认为民主可以更好，而我们现在没有能够做到更好。所以这种思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严重缺乏的。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两个响入云天的口号，一个是“赛先生”——上一讲我们剖析了“赛先生”背后的那颗魔心，一个就是“德先生”。因为崇尚“德先生”，所以就认为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中国的传统又被认为是孔子所树立的，所以就把孔子批得一无是处。当时有一位大学者叫做柳诒徵，字翼谋，江苏镇江人。柳诒徵先生和王伯沆先生并称为“南雍双柱”——所谓“南雍”就是当时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的两个柱石，两个最重要的教授。柳诒徵先生在当时跟新文化派唱反调的杂志《学衡》——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在《学衡》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中国近世之病原》，他开头就说，今天这些新文化派都在那里骂孔子，他说我本人不是孔教会中的人，我并不是一个像孔教会中人那样把孔子当成教主的人。如果说新文化派骂孔子骂得有道理，中国近代的种种的病征都是由孔子所造成的，那么我会完全赞同你们的观点，并且我会跟着你们后面一起骂。但是他说事实胜于雄辩，孔子有没有教你卖国？有没有教你贪污？有没有教你不守诚信？有没有教你面对敌人那么软弱、不敢打？这些全部没有教嘛。他说我平生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凡是那些认真地读孔子的书，按照孔子的教诲去认真地行事的人，在社会中就有一个词来称呼他们，这个词叫做“书呆子”。他说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我们的孔学、我们的正道其实都是由这群“书呆子”坚守。你把这些当官的、贪腐的、军阀的各种种种恶行都归结到孔子的身上，这不是大为荒谬的一件事情吗？胡适有一个经典的为学的方法，叫做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句话我见到过的最幽默的用法出自于一本书叫做《1957：新湖南报》（应为：《1957：新湖南报人》），《新湖南报》就是今天《湖南日报》的前身。当时反右派的时候，《新湖南报》不像其他单位所规定的右派一般5％，最多10％，多的地方到10％，而是三分之二的人都成了右派。所以这些成为右派的人，几十年之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所遭受的厄运就说到，某一些人把他们打成右派，某一些人对他们进行阶级敌人式的搜查的时候，从来不惮于大胆地假设，但是从来没有小心地求证。这是我所见到的对这句话最幽默的用法。 那么胡适在批判孔子的时候，却从来只是大胆地假设，从来没有小心地求证。他在做他的最得意的一门学问，就是做通俗小说的考据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答。这种问题意识当然是现代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好，我们就是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用胡适当初的方法来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体是专制的吗？第二个问题，孔子是否应当对中国的专制负责任？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也就知道胡适以及他的同道对于孔学、对于儒家的批判究竟是不是有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