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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第三讲:《民主的陷阱》(4)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腾讯儒学 徐晋如 参加讨论

    中国传统的政治主流是君臣各守其分、各司其职,所以政府跟皇室的职能在大多数时候是有非常严格的区分的。而且宋代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家法,这个不成文的家法是由北京大学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提出来的,叫做“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官的,你并不要给他太多的工作,当官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进行教化,是让一个地方的风俗变得淳朴,让一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变得彬彬有礼,这是当官的最重要的工作,而大量事务性的工作交给“吏”,像宋江这种阶层的人——宋江原来就是小吏——由这种人来完成,叫做“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这是一种法治精神,所有东西我们都是有规矩的,按规矩来。所以这套家法——宋代的家法,其实就是现在英国的文官制度的前身。英国现在也是这样,你真正的做官的人,做官的人,他们是通过议员从政,或者说经过上面的任命等等各种方式来做的,但是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是由英国的文官——称之为叫officer——由这些人来做的。而现在所有的研究都认为英国文官制度实际上就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来的。所以英国从“光荣革命”以后,它才有了这样一种光明的气象,就是不是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它是由来自于各个阶层的人来参与到国家的运行当中去,一种中性政权,其实我们中国呢都已经实行了两千年。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孔子一生最伟大的贡献,其实就是树立了一个士人政权的政治哲学。我曾经说过,其实儒学在政治学上就是十二个字,出自于《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这五个字不算——“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十二个字。这“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十二个字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的最核心的东西。贤士大夫主政的政府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比什么四大发明要重要得多。以前有人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这第五大发明又比前四大发明都要重要得多,这句话说得是非常到位的。自然贵族跟贤士大夫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由自然贵族去统治的代议制的政府既然不能够称之为专制的政府,同样的道理,这些来自于各阶层的士人所组成的政府也不能称之为专制的政府。
    两千年中国的政治传统跟孔子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孔子教给后世的绝对不能什么专制主义,按照我们近代的自由政府的标准,两千年来,中国的政府实在可以算得上是自由政府。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并不是在那里胡言乱语。康有为当时就指出来,他说我们拿欧洲跟中国来比一下,我们会发现,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要求的是哪些东西呢?第一,废除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本身都有自己的庄园,可以随意地狩猎——在这个庄园里面狩猎,随意地审判——农奴人身不得自由,封建领主可以审判你,甚至于还有“初夜权”——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无耻的,就是农奴要结婚了,那个女孩子的初夜先要给封建领主,那么当然我们中国在元代的时候也曾经实行过——这种蛮夷政权也曾经实行过。法国大革命要求的自由:废除这些农奴的赋税——(不)给封建领主赋税,只跟国家交税,保护私人财产,取消长子继承制,平民可以进入仕途,教会不能够征求什一税,当时教会都能够征税的,然后准许宗教言论出版自由,限制国王虐杀,开国民议会,民权选举等等。那么我们中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子呢?停止掉这些封建型主的不被制约的权利,禁止他们去在领地里面随意狩猎、审判,让这些老百姓只给国家交税,不用给这些地方豪强交税,老百姓能够做官,做文武百官,我们中国从秦汉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自由平等开始了两千年,在罗马还没有出现之前。六朝的时候,和尚庙、尼姑庵是最大的地主,那么到了唐朝武德年间,经过了朝廷的一番淘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宗教团体、宗教组织他们能够有特别多的财产,能够向老百姓征收赋税、征收地租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是在日耳曼民族统治之前,其余像中国古代财产私有从来都是天经地义,改朝换代,你有地契,别人谁也夺不去。中国古代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孩子你都可以分到同样多的财产。小时候我就听说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你分家产的时候一定要请舅舅来,因为被认为舅舅是跟两个孩子最亲,而且是最公正,来分这个家。不像西方,只有长子有继承,那底下的孩子没有继承权,只能出去,到处去打工、流浪,所以为什么像《格林童话》里面那么多的最终娶了公主的、做了国王的全部都是小儿子,这是因为他们受了压迫,所以在那里做他们的欧洲梦。像信教自由、出版言论自由,从汉朝、晋朝、唐朝以来,中国的法律一直都没有说禁止你出版一本书,不许你说话,从来没有的。而像佛教、道教、景教……各种宗教,民间的信仰从来都是非常自由的。除非有那种它要通过宗教的形式去推翻政权的,国家才会管一管,否则中国历史上它这个宗教的自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而这些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存在的。在1903年前后,当时有个著名的“苏报案”,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媒体已经出来了,而且媒体自由得不得了,可以在那个报纸上随意地说西太后应该下台,没有人管的。
    所以古代中国对于人民自由的保障是从古以来没有第二个西方国家能够比得了的,只不过这样的自由它不是以现代我们所鼓吹的民主、共和这样的面目出现罢了,它没有这样的名,而有这样的实。所以康有为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秦汉大革之后,平等自由已极,今知之(我们现在懂得了),应大呼孔子万岁,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而已!”这番话不是康圣人说梦话,他说的是历史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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