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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斋指名批驳陈淳之说，主要是因为仁斋将孔孟经典中所见的“道”理解为“人伦日用当行之路”，[58]从而解构宋儒及朱子所建立的以“理”为基础的形上学世界。仁斋明白宣称“人外无道，道外无人”，[59]他提倡回归孔孟原典，企图以训诂学方法解决经典诠释问题，其书早于十八世纪的戴东原约百年，开启了东亚近世儒者回归经典运动之新声。此种新动向也同时展现对宋代儒学之强力批判，尤集中在对宋儒所立的超绝之“理”之拒斥，以及强调于人事中觅“天理”之主张。凡此种种新动向，皆显示伊藤仁斋在东亚近世儒学史之重要地位。[60]仁斋与陈北溪年代相去近四百年，皆自信回归原典以诠释孔孟本怀，然《北溪先生字义详讲》与《语孟字义》思想内涵相去甚远，其事正是东亚比较思想史之一大课题。[61]伊藤仁斋在所撰《中庸发挥》书中，对“天命之谓性”等语，亦有进一步之阐释，很能透露他的哲学立场。 我举《中庸》首章为例，主要是为了说明：儒学经典中的重要篇章，在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中常常发挥温度计似的指针作用，解经者之哲学立场、政治主张及思想倾向常能从他们对经典中特定篇章之诠释言论中窥见。这类篇章不胜枚举，如《孟子·尽心上·1》“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一语，[62]《论语·雍也第六·1》“雍也，可使南面”一语，[63]都在东亚儒学经典诠释史上发挥指针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儒家经典实在是东亚思想史的原点（locus classicus），《论语》、《孟子》及其它经书蕴涵诸多哲学命题，在东亚各国儒者间获得不同的诠释，我们如果扣紧儒学经典中的关键性篇章，分析其在东亚儒学史上解释之变化，必能事半功倍，得窥东亚儒家诠释学之肯綮。 五、结 论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史，有两个潮流特别显著：一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来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或所谓“超国家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趋势，使国与国之间乃至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人为阻隔逐渐泯除，所谓“地球村”日益成为事实；二是在国际化的大潮流中，全球各地的寻根意识日益觉醒。“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两股历史趋势相激相荡，互补互利，形成辩证性的发展关系。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发展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愈是具有本土性的知识或是创作，愈能够走向全球与国际。反过来说，只有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全球化才取得了真正的世界性的意义。 作为人文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日益强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潮流中，也必须改弦更张，我们一方面要打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所批判的“国家归属主义”[64]的中国文化观，不仅走向亚洲，更走向世界，将儒学不仅视为亚洲文明的共同遗产，而且更是与世界其它文明对话的文化根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儒学发展史中所呈现的东亚各地域的特色。必须普遍性与特殊性兼容并观，我们才能掌握东亚儒学史的地域性特质及其普世性价值。 这篇论文基于上述信念，尝试揭示东亚儒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视野。我们在本文第二节建议以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之诠释作为研究的新策略点，由此迈向儒家诠释学的建构，并尝试解明具有东亚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之特征。本文第三节提出两种可能的研究方法：“概念史”研究方法与“思想史”研究方法，前者着重经典诠释的“语言性”，后者重视解经者的“脉络性”。本文第四节则进一步从儒学的地域性以及儒家经典内部的问题意识等两个角度，提出若干可能的研究方向。 朱子诗云：“问渠那得清几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儒家经典正是东亚思想史得以日新又新的源头活水。从儒家经典诠释史入手，正是我们开启儒学研究新境界的一个崭新的“阿基米德的立足点”（Archimedean Point）。 -------------------------------------------------------------------------------- * 本文原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五十三期。 [1] 阿部吉雄：〈日鲜中三国の新儒学の发展比を较レこ〉，《东京支那学报》，第12号，页1-20；Abe Yoshi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onfucianism,”Acta Asiatica, 5 （Tokyo: Toho Gakkai, 1973）, pp. 1-21；阿部吉雄着，龚霓馨译：〈中国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儒学的特质〉，《中外文学》，第8卷第6期(1979年12月)，页164-177。阿部吉雄也撰写专着，探讨日本朱子学与朝鲜之关系，参看：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朝鲜》（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1975），尤其是页489-561。 [2] 并参看余先生落实他的呼吁的论文：余英时：〈戴东原与伊藤仁斋〉，《食货月刊》，复刊4卷9期（1974年12月），页369-376。 [3] 例如1988年9月28日至10月1日，日本上智大学召开“儒教与亚洲社会——亚洲儒教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国、朝鲜、越南、日本）”研讨会，沟口雄三发表主题演讲，题为：〈儒教与亚洲社会：今日的意味〉。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大部分都发表在《思想》1990年6月号（东京：岩波书局，1990）的《儒教とァジァ社会》专号。1990年11月28日至29日，日本的第一届汉字文化论坛召开会议，主题是：《儒教复兴的思考》。1992年9月26日，国立清华大学与日本大阪大学合办“东亚儒学与近代”国际研讨会，也是环绕着这个主题展开讨论。关于儒学与东亚地区现代化，最近的论着有：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黄俊杰：〈战后台湾の近代化とそ展望——儒家思想の关连着目レこ〉，《町田三郎教授退官纪念中国思想史论丛》（福冈：町田三郎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刊行会，1995年），下卷，页262-300。 [4] 例如：阿部吉雄：〈日鲜中三国の新儒学の发展比を较レこ〉；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朝鲜》；青木晦藏：〈伊藤仁斋と戴东原〉，《斯文》，第八编第一章，页21-49；第二号，页16-43；第四号，页21-27；第八号，页25-30；第九编第一号，页19-25；第二号，页21-31；高桥正和：〈孟子字义疏证と语孟字义〉，《别府大学国语国文学》，10，收入：《中国关系论说资料十一》（1969年），第一分册（上）；页553-556；钱穆：〈朱子学流衍韩国考〉，《新亚学报》，第十二卷（1977年8月1日），页1-69；王家骅：《日中儒学の比较》（东京：六兴出版，1988，1991）；黄俊杰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日本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 [5] 关于中日儒学史中“心”的概念之比较，参看：相良亨：〈日本の“心”〉及沟口雄三：〈中国の“心”〉，二文均刊于《文学》，第56卷第6号（1988年6月）。 [6] 参看：沟口雄三：〈中国の“公、私”〉；田原嗣郎：〈日本の“公”“私”〉，均收入：沟口雄三：《中国の公と私》（东京：研文出版，1995），页42-132。 [7] 同上注2。 [8] 伊藤仁斋：《论语古义》，收入：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京：凤出版，1973），第3卷，论语部一，〈总论〉，页4。 [9] 参看：石田一良：〈德川封建社会と朱子学派の思想〉，《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13号（下），页72-138。 [10] 阿部吉雄着，龚霓馨译：〈中国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儒学的特质〉，《中外文学》，8卷6期(1979年11月)，页164-177。 [11] 关于中日儒者对《论语》诠释之比较研究，早期有前辈学者武内义雄《论语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39，1972）及津田左右吉《论语と孔子の思想》，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4卷（东京：岩波书店），其后有藤冢邻着《论语总说》（东京：国书刊行会，1949，1988）乙书，但此书第二篇介绍从郑玄到朱子的《论语》注疏，第三篇探讨物徂徕的《论语征》对清代经师之关系，并非全面性之研究论着。此外，宫崎市定撰《论语の新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4，1975）偏重历史及考证。木村英一撰《孔子の论语》（东京：创文社，1971，1976），以及狩野直喜撰《论语孟子研究》（东京：みすず书房，1977），均以文献考证为主。晚近有松川健二编：《论语の思想史》（东京：汲古书院，1994）乙书，集18位学者之力，撰文探讨中日韩儒者之《论语》研究，并附详细的〈论语の思想史年表〉，涵盖面较广，值得参考，但以上二书均未从儒家诠释学或中日比较思想史角度，探索《论语》诠释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