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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不能明白对话（“各自表述”虽还只是初步，但亦已不容易了，在此向你致敬），“生活”什么呢？二千多年前，“造次/颠沛”，“与点”，“唯诺”，就已是最高之“生活”了，宋明儒者之师友往来（讲友/学侣/家学/同调/共参/一传二传三传……）就已是最高的哲思生活或文/化生活了。我现在仍认为那是人类最高境界的宗教/哲学“生活”，---- 化“五经”之“宗/教”为“四书”之“学/论”，以“四书”为主脑，以“五经”为本体，但二者仍是一体，而相出入/互证[5]----不能回到那种世界，能谈什么“生活”？柏拉图哲学以对话方式呈现（此可称为Dia-Logism，以别于黑格尔完全思在的Pan-Logism），不也已是“生活”？今日在哲学上，在纸上（就算在“网上”好了，更实时一点，更virtual一点？），说“生活”，还真有什么新意吗？至少/何况，在熊牟唐之后？何况，最后还是得去“说”它呢？（维根斯坦为什么不大喜欢说话呢？为什么叫人“Don’t try to improve the world, just improve yourself”呢？与维根斯坦比较起来，同庚同语的海德格还真是个菲力士汀人！讲了一大堆的海德格与讲得不算多的维根斯坦，那个比较“失语”？甚至“失格”？牟宗三岂不懂海德格？但他为何还是较钟情于维根斯坦？并不只因早年是数理逻辑出身也！牟宗三中年后抽不出时间去好好读海德格？实是一眼即已看穿其极限也----故至写《圆善论》时仍判之为“头出头没，纠缠不已”---- 全部的存在/实存主义高不过牟宗三的一篇《文殊问疾》，那就已是牟宗三对海德格的总答复也！今天讲存在/实存主义者谁写得出一篇那样的文字？） 牟宗三哲学在“创生心/般若共法”“无执/圆善”之后还得去说个所谓“分别说/非分别说”，以“再”破“思/在”（“再”字吃紧）----“创生心”“般若共法”其实就已破过一次了----这是比康德用“判断”（其实就是想要“生活”！）来连接“现象”与“物自身”更彻底者（此二者都仍是在“思在”中的东西！从“纯粹理性批判”到“实践理性批判”到“判断力批判”，就是一步步走向“生活”的过程，但结果能不仍是“思在”吗？否则，仍须要有个黑格尔、马克思、存在主义等等吗？），“生活儒学”的立足点已高过于此？一不用说“创生”，二不用说“般若”，三不用思考/安排“背反”的问题、“无限”的问题等等，就能打破“思/在”？就解决了“坎陷”问题？就能“生/活”起来了吗？以批判康德起家的“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不早也就是“生活”了吗？现在所谓的“存有x态”、“纯粹力动”、“政治外王”、“即用见体”、“巫史传统”等等，不也都自以为能解决“坎陷”问题吗？不也都是“生活”吗？不也都是“实存”吗？那么，谁又是“原教旨’呢？“生活儒学”岂能不也有一份吗？（真的有比蒋庆或上述任何论说更不“原教旨”吗？更能“生活”吗？） 引进原就比较不在“生/活”传统之中的，无论如何都难以在“思/在”传统之外的，外人之说，才能/就能/反而能起死回“生”？中国人固然并未/尚未“失语”，但是，所谓东方人“西化”或“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向洋大人学“概念化说话儿”的过程，这就像过去乡下人进城，必须学着城里人说话，才能生存。（去看看牟宗三在《五十自述》第一章中所提到者。）“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博士们到海外去取得一张“概念化说话”的资格证书，回来教同胞们概念化说话的过程。洋博士们教土博士们，土博士们又教土硕士们，土硕士们又教土学士们……这就是“失语”的过程！尚未至其尽头罢了。（故胡适一类人物在此方面之顺时开新固然无过而能领风骚，但在抑制传统话语上之无识霸道，则真是罪大恶极，不负其名。退之文起八代之衰，适之文定几代之衰？胡氏亦不朽也。）从清末民初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 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胡塞尔的《意典》不过就106年（那大致就是严复的《穆勒名学》到现在的时间，但西方哲学在那百年内已出入云水几度身？）---- 唯一懂得什么叫“概念化说话儿”的是谁？唯一知道什么是或不是“比较哲学”的是谁？曰：一个只从山东到北京求学的土老儿牟宗三也！（现在现象学的方家们将《Ideen》译为《观念》，“观”什么“念”呢？观理念？观意念？观概念？还是观观念？不如说“观世音”“观自在菩萨”算了，还让人知道在说些什么。真将胡塞尔别立于柏拉图传统之外了吗？真的就能不“本质论”了吗？）“生活”固然甚佳，但跳脱得了“概念化”的牢笼？韦伯之类的西方思想者，愈说什么“牢笼”，就愈是入于牢笼而不自知。那是西方“话语”(也就是今之提倡“十字架上的真理”的刘小枫先生所谓的“大理”，但刘先生又懂了什么“精神”，懂了什么“创世主”呢？)的宿命，即使德希达亦只能在这范围内挣扎。实在摆脱不了时，那就还是只有请“上帝”出场。连概念话语都尚未学通（甚至连自己在“概念说话儿”都不自知）的中国人能渺视“思在”？能不懂“上帝/创生者”？能把老释忘掉否？光一个“生活”就把“生活儒学”以外的东西都超过了？光讲“现象学”（洋唯识），“生活世界”，“存在主义”者就已挟海德格、胡塞尔而超黑格尔、康德，甚至笛卡尔、柏拉图？ 何况（就不“东西”比/较, 而只“西西”比/较吧）： 胡塞尔/海德格再如何说“生活”，说“实存”，又高得过马老儿的“活”？直接生在康德、黑格尔后的马老儿岂不嗤之以鼻，视为“鬼窖活计”“拨弄精神”呢？尼采、维根斯坦亦岂不在一边冷笑？或许自以为能超过胡、海的德希达，在马老儿面前岂不也只能龟缩在一边呢？（这些都不是轻佻言之，而是事实即是如此也！）（是的，中国人仍可是马老儿的信徒，虽或许不一定必须是个Marxist，[6] 但至少应是个Marxian，而且是Confucian Marxian----在“宇宙/自然/本体”中挺立为“极”以生/创“世界/精神/存有”的“人本/人文化成”主义：这不应该是新中国所向往，但仍达不到的必由“自”而“然”的“自由/必然”王国吗？（这比较会是“赤手搏龙蛇”的熊十力的立场，而不必是牟宗三的立场。我过去曾说过，关于马克思与中国，在五十年的脉络内----就从49年算起吧----牟师是对的；在一百年的脉络内，熊师会是对的。故国土分裂，已冒出之智慧再度飘零，是民族的厄运也。）（而马克思仍不能定位？）（而熊师却在文革中含恨以终。）（而今后中国若又与美日起浩劫性冲突的话，则不知会是何结果？---- 今逢抗日血战结束六十周年，吾人在纪念/庆祝之余，仍不能不惧，岂不令人感慨系之。吾人实不能不说：“紫金冤魂未宁前，抗日战争无胜利！”中国人何胜利之有？） 中国人一忘原始“自然”何义，二忘“创世者”何在的“生活”，能与“上帝”“神/佛”的“生活”抗衡？（若只就此而言，大陆官方之坚持所谓“唯物”虽是错的，但坚拒教廷和外来传教者之干预在目前来说确有不得不然之苦衷，而坚持“自然/人本”立场则更是对的----这也算是“天之大公”，间接为儒道保留了最后一块基地吧？）在台湾，即使信奉新儒家的，亦不知暗里夹了多少“神/佛/仙/道”在里面？台湾社会的神鬼迷漫就更不用说了。今后大陆必也会走上此路，而填补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以来所造成的“精神”空虚。而为何会如此？即是一因“世界”即是“精神”仍不明（老实说，这就是牟宗三/康德绝对压倒唐君毅/黑格尔的结果。今天海峡两岸的儒学者，甚至现象学者，亦都是被牟宗三一人所笼罩，而却都自以为能越过牟宗三），二因“人”即是“创生者”更不明也（故即使被牟宗三笼罩，亦不是真消化了牟宗三）！大陆官方只讲“唯物/自然/人本”，哲学界只讲巫史/乐感、生活、政治外王、现象学等等（叶秀山先生绕来绕去讲“人有一个世界”，什么“世界”呢？这“世界”倒底是什么呢？），真能抵挡得住耶稣，或甚至只是个如法轮功之类的所谓“新兴宗教”吗？“宇宙”是“自然”，“世界”是“精神”，此若不能明，今天人类又如何在“自然”和“精神”之间取得平衡呢？如何讲“大自然/生态/环保”呢？“人”若非即是“创生者”，则各文明(众神)之间又如何最终和平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