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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确是个好词，囊括性甚强，但必须有个根本坚实的内里，才站立得起也，“人不能不是儒家”也才能真正成立也。过去人岂不曾将熊十力比附为博格森（“生活”固然与“生命”不同，但不知“创生者”的“生活”能强于“生命”？不知“释老/般若”的“生活”能包容/化解“生命”的暴流？）？以“仁是敏锐的直觉”为儒家开出一条生路的梁潄溟岂不又落回释氏？（而甚至胡乱评点熊十力？）能说“花果飘零”而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人最凄凉意象的你的同乡唐先生在“哲学思在”上与“生活实存”上，于儒释道耶皆亲和，那也是真正的“生活”，但哲理上达不到牟先生的高度，今日唐先生的哲学即不如牟先生的“活”，“生活儒学”已高过唐先生否？已消化唐先生的“精神”否？（我过去曾认为，胡塞尔、熊十力、维根斯坦、海德格和牟宗三----以生年序----是二十世纪的五个哲学家，唐先生因哲理逻辑性不够强，不与焉。但现在我看到了唐君毅为黑格尔在中国保留了一线生机。）（日本的京都学派，就像日本文化本身和日本禅一样，是个变种，但那也足够日本人自己受用的了，---- 唐先生亦颇尊重日本文化，甚至连胡兰成亦乐予接纳，---- 中国人却到现在还不识熊牟唐，拿什么去与人论说？能不继续飘零？）（故今有个必沦为日人附庸的“纯粹力动”也。）（台湾亦有个奉胡兰成为宗的一大文学家派。）（台湾亦早就有“谈缘说命/论爱道情”以教莘莘学子谈恋爱谈感情的“生活”者了。他们即使没赶上什么现象学/海德格，可都还是亲炙过唐、牟，甚至还研究王船山的哟----“道言论”者的那顶艺术家小帽可谓得“论爱道情”的船山学者的真传。）故“耕耘”是好的，当然也不必问“收获”。但耕什么，也必收什么也。（台湾的“生活”者，“解业”者，难道没有在“耕耘”？他们又岂必问过什么“收获”了？）（新中国不是最以周家老大为宗？怎么转到一位二军身上去了呢？故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恐还只是“孺子牛”，而忘了上面更还有一句？） 众方家们，人已指出，下土不够深，却都还只能转首以避？而拒答？都愿泥牛入海，万马不回？……。诸多好秀才，都要等到七八十岁再来懂？非不能深入传统而亦被列为“新儒家”之一的钱穆先生----虽然有其学生为其叫屈，而不甘列于其中----可是过了九十岁才悟一个“天人合一”的哟。他之前难道不曾懂过？ ---------------------------------- 再次一问众方家，我已将《述神》投诸于此，都能指教否？或是“此山我已开……”？（oops, there goes another tip……）（天机泄露已够否？）（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天机”，而是任何已入中年的“过河卒子”都已知道的东西？只是我自己一个不知人情世故的与世隔绝者还蒙在鼓里罢了？）（百家争鸣？还是万马齐喑？）儒徒或中国人真的有比耶佛教徒或东西洋鬼子更温良恭让、更大公无私、更闻过而喜吗？（看看台湾那后新后牟一本空明同归于道者。）（“道”只有牟宗三所说过的“顺成”过程，----“坎陷”即使说不通，也是一种“顺成”观念，故“坎陷”又名为“开”，---- 又何曾“错置”过了？在时空的那一点上被“错置”了？可回“时空隧道”去将其扳正？）（或仍较朴直的[7] 大陆新起儒者或许也不一定真知道什么叫“一本空明/同归于道”？又有何异？又有何高？虽然，不知可能比知还好一点，可免于逃“秘”之诡----光明与无明同体也：古今中外一切神佛道术的藏秘库也。周家老大亦必深厌者也。） 今天，只要是“哲学”就必是“思在”。中国过去只有“哲理”，没有“哲学”，故在“生活”中讲哲理（这是“生活儒学”已知的）。即使“佛学”亦不是严格希腊意义的“哲学”。西方/希腊哲理以“思在”为“生/活”，但没有耶教的“创世/创生”义。中国传统哲理儒道两家皆以有“创生”义之“生/活”为“思在”。道家是由思而逆/返之“自然创生”，儒家是能以道家为戒之兼顾顺/逆之“觉/感创生”（在“自然”中的“仁”“诚”“神”等）。儒道都是为原始《易》之所涵。宋明儒者起于大乘佛学和禅宗之后，即使亦知“般若”，能用“般若”，但却不能明确的分析/穿透以讲之，只有到现在的牟宗三才能定案。（故不能明“般若共法”，即不能真明“创生”。西方人亦必定必须先能了解老释，才能真正了解儒家，但今之中国人亦必不能不步上此途矣。否则必只能随西方人之后，视儒家只是个“无神论”的，或最多是“自然神”论的，格言话语/生活系统，连佛老都超不过。今之儒者难道最多也只能到“波士顿新儒”的程度？）孟子之“心之官则思”确是“生/活”中之“思在”，没错，而这也就是今天一切讲“巫史”，讲“乐感/实用”，讲“政治外王”，讲“即用见体”，讲“存有x态”等说法所能基本直觉到而能掌握者----但亦只有“生活”儒学一词能总括之。此所以“生活”确是个好词。但今天“生活”若不是“创生”之“生/活”，则只是泛泛的人类一直都在“生活”着的“生活”。西方智思的哲学传统其实到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就已（以思而在而）“生/活”完毕了。即使胡塞尔、海德格、德希达等也逃不出此“思在”的牢笼。所以“上帝”亦岂真曾“死”过？故今天若真讲“生活”，其实大可不用谈什么“哲学”，除了敬天或畏神/佛外，只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了。这也是古往今来，不分东西，匹夫匹妇都知道的道理，还须要学院温室中人去讲一大套哲学来告诉他吗？---- 告诉不了的结果是什么呢？不就还是一起“下海”讨“生活”吗？哲学家们各据一山头，不也就是“讨生活”吗？（如果不是周先生临终所说的“讨替代”的话。）---- 何况，另一位可能不懂什么哲学玄理的四川前辈已总结一段痛苦的历史教训而明说之，而换得今天中国的一丝安定与希望？今天，（包括现象学方家们在内的）哲学家们有比从来就在海中沈浮奋斗的人更知什么“生活/世界”吗？为什么所谓的“知识分子”曾如此被糟蹋/瞧不起过呢？书空咄咄，立言千万的哲学家们在“斗争”时出过什么力？能派上何用场呢？帝王将相们，真正的革命家们，舵手们，甚至，恕不客气的说，能娱乐众生的歌伶艺旦们，为什么要瞧得起你什么知识分子或什么哲学家们呢？ 最后，愿引牟师五十多年前《说怀乡》一文的最后一段以为总结： 吾友唐君毅先生曾云“人自觉地要有负担，无论是那一面, 总是痛苦的”。此言甚善。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以道为己任，其生命中总不免有破裂。即偏倾在某一面，而有了个沉重的负担。若是生在太平盛世，则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岂不是好？否则，若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则亦随时可以起，随时可以止。此亦是充实饱满之自娱。再不然，上上者“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无可无不可”。此是大圣人之圆盈浑化，若没有先天的根器，很难至此。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必然。我以孤峭乏润泽之生命，只能一往偏倾，求其生命于抽象之域，指出时代症结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统以再造。甘愿受此痛苦而不辞，则亦安之若命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中受痛苦，让他们下一代在具体中过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