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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灵真经》的“农道”思想。《洞灵真经》本名《庚桑子》，亦名《亢仓子》，旧题周代庚桑楚撰。《庄子·庚桑楚》有庚桑楚居于畏垒之说，云：“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居三年，畏垒大壤。”后来唐代崇道皇帝唐玄宗在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的同时，也根据《庄子·庚桑楚》的典故，诏封庚桑楚为“洞灵真人”，故道门将《亢仓子》尊称为《洞灵真经》。但《亢仓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记录。唐代柳宗元著有《亢仓子辨》，认为是后人伪托。《新唐书·艺文志》有“王士元《亢仓子》二卷，取诸子文意，补其亡”。《孟浩然集》王士元序云，于终南山“修《亢仓子》九篇”。故学术界一般认为《亢仓子》乃王士元所作[[45]]。今《正统道藏》所收《洞灵真经》为一卷本，另有题为“何璨注”的《洞灵真经》三卷。《洞灵真经》一卷分九篇，依次为《全道篇第一》、《用道篇第二》、《政道篇第三》、《君道篇第四》、《臣道篇第五》、《贤道篇第六》、《顺道篇第七》、《农道篇第八》、《兵道篇第九》。从《洞灵真经》的思想内容上分析，其作者是以老庄思想为旨，杂采众家之说，阐述道教理国治身之道。道书《洞玄真经》特辟专篇《农道篇第八》，汲取《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辨土》、《审时》中的重农理念，系统阐发了颇具特色的“农道”思想。兹撮要分析如下。 首先，《农道篇第八》开篇就指出“人舍本而事末”的危害性，强调“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云： 人舍本而事末，则不一令；不一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人舍本而事末则兀（其）产约，兀（其）产约则轻流徙，轻流徙则国家时有灾患，……人舍本而事末则好知，好知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先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人农非徒为坠利也，贵行其志也。人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安则主位尊……古先圣王之所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诸候耕籍田……[[46]] 这里所说的本即是农桑之业，末指工商之业。何璨注云，“本谓农也，末谓趋浮利也。”[[47]]人舍本而事末就会导致政令不一、多巧诈、轻易迁徙，使国家出现灾患。所以古代的先哲圣王“以茂耕织者以为本教也”即以农为治国之本。何璨释《农道》篇题云：“谷者，人之天；理国之道务以农为本。”[[48]]准确点出了《农道篇》的旨要。不难看出，作者这里是完全引用《吕氏春秋·上农》之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治理国家必须以农为本。 其次，《农道篇》提出农之道关键在于劳力的投入，“敬时爱日”不误农时。“故敬时爱日，埒实课功。非劳不休，非病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料师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49]]以免妨碍农业生产。显然这一思想也《吕氏春秋·上农》中不误农时思想的翻版。  第三，独具特色的“耕道”思想。《洞灵真经》之《农道篇》除了阐述“以农为本”的道理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具体论述了“耕道”，云：“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谓耕道。”[[50]]耨指锄草，耰乃锄草的器具。这里所说的“耕道”即指农业生产技术，耕道思想是《洞灵真经》农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其“耕道”思想十分丰富，既有“无失人时，迨时而作，过时而止”的适时耕作思想，也有农田整治与耕耘技术思想，以及农田管理与农田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贵思想。限于篇幅滋不细述。上述农学思想，有不少是直接采自《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同时作者也做了不少的发挥和演绎，其中也融入了作者自己的“农道”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洞灵真经》之《农道篇》乃是探讨道教农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值得我们重视和深入发掘研究。 三、“农道合修”与道教教义思想 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农道合修”的命题，并非自己向壁虚构，理由有三： 其一，道教典籍中本身就有“农道”一词的用法。唐代道书《洞灵真经》辟有《农道》专篇，尽管《洞灵真经》里的“农道”似指“农之道”。但在道门看来，“农之道”也是道门中人修道证道的内容和途径之一。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前文已论述，此不复言。 其二，道教重视农桑之业，道门人士“农道合修”有其自身的内在“道理”。因为中国乃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农业为本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对道教影响甚深。出于解决道士自身生存和道教组织发展的需要。无身不能成道，道士修仙通常选择远离市井的洞天福地，人烟罕至，不事农桑就难以生存，更煌论飞身成仙了；道门虽有辟谷一说，但道士修辟谷之术最初的一个本能动机就是为了应对饥荒不测[[51]]。受“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戒律的影响，道门中人以力耕自食为荣；而且道士多农桑子弟出身，力耕与修道并举也是自然之事。 其三，“农道合修”乃道门的历史传统。稽考道教历史，历代农道合修的道门隐士层出不穷，农道合修业已成为一种修道证道、济世利物的道门风范，蔓延不绝，至今仍有余音。旧题刘向撰的《列仙传》中就有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仙人隐士。如宋人寇先，“以钓鱼为业”，“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着冠带，好重荔枝，食其葩实焉。”[[52]]又有祝鸡翁者，“养鸡百余年，鸡有千余头”[[53]]；常山道人昌容，“能致紫草，买与染家，得钱以遗孤寡”[[54]]；还有食术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的高道商丘子胥，“好牧猪”[[55]]；而济阴人园客因擅长桑蚕之业，身后为乡人设祠供奉，成为桑蚕业的保护神。葛洪所撰《神仙传》也记载高道阴长生“治生佃农之业”[[56]]，并云张道陵“退耕于余杭”[[57]]尽管上述这些记载难以一一据为信史，但从中我们可捕捉到道教贵农、重农的道风。其实，葛洪本人就是农道合修的高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