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现代社会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2:11:54 香港人文哲學會網頁 佚名 参加讨论
方世豪 儒学如何面对现代社会？儒学在现代社会应扮演甚么角色？儒学除了在学院内作为一学科究研的题目外，还有甚么功能？这是我们读新儒学的人常常要反省的问题，但也是一直争论不休而无甚结论的题目。现在试由以往儒家面对挑战时作出响应的历史经验和现代非儒家学者对儒学的批评来看看儒家在现代社会的路向应向何方走去。 甚么是现代化？ 当代新儒家一直以来都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不单只新儒家，事实上这个世纪，整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讨论这个题目。当我们说为了中国现代化而努力时，这个「现代化」到底是甚么意思呢？如果弄不清这个「现代化」的意思，则整个努力方向也变得模糊不清。洋务运动以来，一直至五四，甚至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认为现代化就是代表追求民主和科学。这样看似清晰，因此以前很多人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尤其是五四时期，要求「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便是认为西化就是现代化。当然，现在已较少人用「西化」这个概念，但是用「现代化」时，其意思与当年「西化」是否就有不同呢？其内容其实同时是指民主与科学时，便没有甚么大分别了。根据劳思光先生在《中国之路向》书中的解释，所谓「西化」其实是「要中国人、中国社会、甚至中国文化等等，都要以『西方』模型而作一种『变化』。」(p.60) 由于当时中国要应付由西方世界而来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压力，要求解决由西方而来的问题，因此要求变得如同西方世界模式的想法是合情理的。所以当时说「西化」是时代的要求，是当时的实情，要求解决当时的难题，是合理的。但如果现在还说「西化」便有时不合时宜，因为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未必就是西方文化的压力，也未必就是以「西化」方式解决问题。故要用「现代化」的概念。 每一个时代有它的时代问题，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现代化问题，不是每个时代都是「民主」和「科学」的问题。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原则性的概念，其意思是当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不能解决这个时代所遭遇的问题时，我们要求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力量来解决难题，这便是要求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解决现代问题的文化力量，当成功建立了这个力量，解决了时代难题，便是成功现代化。若不能解决时代难题，便是文化落后，不能现代化了。 当我们明白现代化是原则性意义后，便可以探讨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到底是甚么，那么我们便知道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是甚么意思了。那么我们的现代化问题是甚么呢？是不是民主和科学呢？唐牟年代所面对和争取的是民主和科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唐牟均去世了，我们面对的难题又是不是仍然民主与科学呢？劳思光先生在《中国之路向》书中就把现代化的内容分为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来讲，都是针对当时中国大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而言，但现在又是不是一样呢？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看现代化内容之前，我想先看看以往儒家是如何面对时代难题而解决之，看看是否可以从以往往经历中得到一些启发。 儒家以往如何面对挑战与响应 中国文化面对重大挑战而作出响应使儒家复兴的，在历史中有三次。或者说是以儒家文化来对当时的时代问题而提出解决方法，因而创造出新的儒家文化，这其实便是当时的「现代化」。其实当时是解决时代难题为主要目的，创新儒家文化是结果而已。解决时代难题未必一定就是要创新儒家文化，只要解决时代难题，其它方法也可。但历史告诉我们，若不在传统主流文化上寻找解决方法，其它方法是未必管用的。因为人是与自己过往的历史文化一起生存的，脱离开自己的历史文化，要作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也不可能，更遑论解决时代难题，因此任何时候要解决难题也必定是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作为基础的。以为可以放弃中国文化而开出民主科学的「全盘西化」论者正正犯了此把人抽象化的毛病。 因此中国文化几次大挑战都以儒家复兴为结果。第一次是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社会失去秩序，面对无礼乐文化之夷狄文化的挑战，文化产生危机。孔子是时感到文化的危机，面对此挑战而作出响应，重申礼乐的精神，宣讲仁与敬的文化精神，为礼乐文化建立了理性的基础，创新了儒家文化，增加了儒家文化的内容，也解决了时代的难题，保存了中国礼乐文化，使中国不致于回复到落后的夷狄文化。 第二次是唐末五代十国时代，当时因众多外族文化的挑战，导致五代人多欲好利，骄奢淫逸，寡廉鲜耻，道德堕落，风俗败坏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宋儒为了挽救中国人，挽救中国文化，重申先秦儒学之道德精神，并反对不能担当复兴文化，主张空虚之佛老之学，重建正人心，善风俗的道德文化，使中国文化不致就此衰亡。这是宋儒之功，因而有宋代新儒学之兴起，创新了儒家文化。宋亡以后，元朝蒙古人以夷狄身分入主中原，中国文化再次遇到空前的挑战，由此而有明朝儒者的响应。由王阳明代表的明儒学者重建儒家在文化上的地位，使明朝知识分子重新站立起来，在回应元代的挑战上算是成功的。宋明儒合起来称为新儒家，可作为儒家第二期的复兴。 第三期的儒家复兴则很清楚是清末以来的西方文化挑战与响应。清末闭关自守，积弱不振，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危在旦夕，知识分子遂反思响应的方法。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五四运动、共产主义兴起都是回应西方世界的挑战之方法。而其中新儒家学者也为了响应这个挑战而作出努力，重申儒家学说，并寻求与西方文化会通的可能。以唐牟二先生的工作为例，他们以西方哲学的知识重新阐述儒家的学说，说明其在个人生命的普遍意义，为儒家学说加入了西方哲学式的架构思维，更易与西方哲学寻求会通之可能。另外，又在 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寻求「民主和科学」理论上和中国文化接上的可能方法。以牟宗三先生为例，他提出了「三统说」和「良知坎陷说」来解决「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难题。 「三统」就是道统、学统、政统。道统代表道德主体，肯定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学统代表知性主体，肯定学术与科学的意义；政统代表政治主体，肯定民主政治的必然性。牟先生认为中国一直没有开出学统和政统，如果要想和现代社会的民主科学接上，便必须开出此两统，才可面对今日的挑战，单是肯定道德主体是不足以招架西方文化的冲击。 「良知坎陷说」是牟先生提出如何由道德主体过渡到知性主体及政治主体的一个关键说明，因为由道德主体不能直接推出民主与科学，所以道德主体必须通过自我坎陷，即自我暂时否定成为知性主体，才能成就民主与科学。这是说明如何解决传统文化中道德与新挑战中的民主与科学的理论。 新儒家学者就是通过这些理论建构，企图为中国文化开出新的文化而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当然，这些理论仍在激烈的辩论中，但由于他们的努力，新儒家的文化又创新了传统文化，对新的挑战作出了历史的回应。 但对于非儒家学者对现代化的看法，当然和儒家学者不同，他们反对这样会通中西文化的做法。现在我以甘阳先生的论点为代表，看看他们反对的理由。 非儒家学者对儒家的批评 现在试以甘阳先生论文《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角色与出路》的内容为讨论对象，看看非儒学者的观点，并提出一些响应。 文中提出新儒家力图从儒家学说中开出现代化的元素，例如：工业文明、商人精神、科学方法、民主政制等，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对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皆有损害。其原因如下： 一、这些现代化元素的特质与儒学的特质有矛盾，因此不可能由儒学开出这些元素，也不应由儒学开出。 二、儒学如要勉强改变自己的特质而转化为开出这些现代元素，正正就失去了儒学的本质，变成向世界的功利要求认同。 三、文化系统应与社会系统分开发展，儒家应参与文化系统的创造而让社会系统独立发展。 四、新儒家所走的路数是黑格尔式的，把所有价值统一于一系统中。现代社会的特性正是多元价值，不同的价值系统可同时并存的社会。 五、这样的统一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分野。因此与其说现在中西文化之争，不如说这是传统与现代之争。西方与中国皆相似，以前的传统社会是统一价值系统的，其进路是道德的理想主义，最终会走向极权主义。现代社会不以道德作为合法性根据，而是以经济成就作为合法性根据。 六、甘阳先生引用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来划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性。所以儒家所主张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价值理性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社会的挑战是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作出挑战，现代社会不可走回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的老路，但儒家又不可走向工具理性之路，则儒家便走进一两难局面，进退不得。 七、甘阳先生提出儒家在现代社会应作为一学术文化来研究，继续作价值关怀，但只限于学术，而不是企图在社会实践上使用。在社会实践无论走向工具理性(即开出民主科学的路数)或价值理性(即高扬道德理想主义)都不适当。只可作为学者作学术的批判，为以工具理性为标准的现代社会作制衡，在文化系统上作努力而非社会系统。 回应 首先，要回到最原初的问题，甚么叫现代化，根据这里最初所讨论的意思，现代化是由传统的文化中响应现代难题的挑战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这就是现代化。而甘阳先生所说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分别，则是以现实世界的大趋势，工业文明、商人精神、科学方法、民主政制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其原则是工具理性原则。这样其实是只肯定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原则，只以现实世界的大趋势为准，因儒家之基本原则不符合这趋势之要求，而变成不可成为指导社会系统的学术文化。但现实社会是不是就是理想的社会，可不可以有「理想主义」的原则作为指导呢？ 因为预设了道德的理想主义必然要国家政权强力推行才有效，因此会变成极权主义。而我相信儒家强调道德理想主义不必就会变成极权主义。而另一点是儒家文化如果只归到学院研究而离开社会，正正失去了儒家实践的本质，这就是现代儒家渐渐变得不是儒家的问题所在。而面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儒家所提倡的价值理性当然是可以作为制衡工具理性的力量，但更可作为一更高层次的指标。这就是牟宗三先生一早就说过的，儒家是现代社会「科学一元论」的后现代问题的出路。 问题是现代社会是否要离开道德理性，现实上离开道德理性，又是否代表应该离开道德理性。儒家所肯定的是只要是人的生活就离不开道德理性，人的生活就是价值创造的生活。现代的问题正正就是远离了道德理性，故儒家正可针对此问题而作出指导。至于是否会引致极权的道德主义，就要视乎理性化的程度，不是只言限制儒家实践便可避免的。至于到底现代社会的难题是甚么？中国文化应如何面对？何去何从？相信还要再作探讨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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