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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丽泽书院”考


    
    在吕祖谦研究中,有个无法回避也困惑人们多年的问题是由吕祖谦创办,并被清代史学家全祖望所称道的,与岳麓、白鹿洞、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的丽泽书院到底是创办在金华还是在武义明招山。复旦大学博导、哲学史研究专家潘富恩教授和门生徐余庆先生1984年出版的《吕祖谦思想初探》中说:“吕祖谦和其弟吕祖俭在明招山创办了丽泽书院……”而这句话成了一批人和书讲“明招山办有丽泽书院”的所谓根据。我认为只是人们一种以诧传诧的说法,真正的丽泽书院创办于古婺城,有近500年的历史而不衰。
    丽泽书院,原名丽泽堂,亦叫丽泽书堂。为南宋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吕祖谦(1137-1181,金华人)讲学会友之所,设于宋乾道初(约1165-1166)。吕祖谦这一讲学会友之所,系其曾祖父东莱郡侯吕好问于建炎年间宋室南迁时携全家自开封迁居金华时所借之官屋。据宋"楼钥《东莱吕太史祠堂记》记载:“其地在光孝观侧(清金华县学后,今市内一览亭东北),四方学者皆受业于此”。因屋前临二湖,故取堂名为“丽泽”,人称“丽泽书堂”。
    “丽泽”之名取于《周易》“兑封”象义:“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意为两泽相连,其水交流犹如君子朋友通过讲会而交流知识、学说。从《东莱全集》吕祖谦与朱熹交往的书信中考证,金华丽泽堂创建于宋乾道五年(1169年)秋。乾道六年春完工,是年润五月初八,举行竣工庆典。书信中明确说明,丽泽堂是吕祖谦为振兴金华教育,多次敦促金华郡并由郡里拨出公款兴建的郡办“塾斋”,朱熹来信建议命名为“尊贤堂”,吕祖谦去信婉言谢绝,他以《易经》聚朋论道的典故,定名为“丽泽堂”。
    吕祖谦为丽泽书堂制订了学规,并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为基本准则,学生中如有“亲在别居、亲没不葬、因丧婚聚、宗俟讼财、侵犯公财、喧噪场屋、游荡不检”等行为者,即令其退学。他还为书堂编著了《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近思录》(十四卷)等教材。书院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教学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切磋、研讨之风甚盛。书院每月授课2-3次,一年举行一次考试。吕祖谦的嫡传弟子即有吕祖俭、叶邽、楼昉、乔行简、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89人。
    宋孝宗乾道、淳熙时期,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被称为“东南三贤”。吕祖谦是金华学派的奠基人,并开南宋浙东学派之先声。他除自己在丽泽书堂教授生徒、著书立说外,还先后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张栻、陆九渊、陆九龄、薛季宜、叶适、陈亮等前来讲学,以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后吕祖谦将此屋归还官府,另置新居于城之北隅,而讲学会友之所丽泽堂也随之北移。
    丽泽诸儒的理学学术活动,贯穿在整个“丽泽”的历史变迁过程中。由于当时吕祖谦正在严陵(今建德)任职,丽泽堂的执教由朱熹门人潘叔度、潘叔昌和吕祖俭、吕祖泰及金华一批学者担任。至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吕祖谦死后14年),宰相韩胄,为排除异己,把南宋兴起的理学诬作“伪学”,严加禁止,史称“庆元党案”。被迫害坐罪朝廷大臣和理学名儒多达59人。吕学也在禁案之列。吕祖俭、吕祖泰均遭逐放。时隔10年,即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宁宗诏杀了韩胄。党案也获昭雪。第二年,也就是吕祖谦逝世后二十七年(嘉定元年,1208),吕氏门人请求官府将位于光孝观旁的吕氏旧居(属官屋)之一半辟为一堂,以供祀吕祖谦。州官李大异同意此请,并出钱五十万,于此重修丽泽书堂和吕祖谦祀室。共建屋十余楹,其中外门五间,祀室及前轩各三间。前为一堂,上悬“丽泽书院”匾额;后为“遗书阁”,即用来庋藏吕祖谦生前之作。
    至端平年间(1234-1236),吕氏门人又将丽泽书院内的吕祖谦祀室改建为“吕成公祠”,主祀成公吕祖谦,配祀忠公吕祖俭。金华一批士代大夫和吕氏门人向郡里呈词,建议将吕祖谦祖父吕中租住过的位于金华城的公屋划出一半,为吕祖谦建祠纪念。知郡李大异拨巨款并派得力官员主董修建,专藏吕氏著述,并设一书院,匾悬“丽泽书院”,旨存“丽泽堂”旧名。
    淳祐年间丙午(1246),婺州知州许应龙对丽泽书院进行了重建,并迁双溪之畔,奏请宋理宗赵昀御赐匾额。宝祐年间(1253-1258年),吕祖谦门人时少章(金华人)任丽泽书院山长(书院主持者)。景定五年(1264年),又请著名学者何基(金华人)任丽泽书院山长。后著名学者王柏(金华人)任丽泽书院讲席,当时金华城乡的许多耆老硕德者亦来书院执弟子之礼。宋末咸淳乙丑(1265),丽泽书院又迁至旌孝门(俗称义乌门)外印光寺故址(今城东丽泽弄一带),此后院址未变。
    王柏逝后七年,南宋灭亡,丽泽书院则由金履祥司讲。金履祥系何基弟子,为金华学派之中坚。宋亡后,他即隐居不仕,专心讲学于丽泽书院,兼事著述,继续传授和发展"婺学",并积极培养后继者,直至逝世。元代著名学者许谦(金华人)、柳贯(兰溪人)即出其门人。
    至元三十一年(1294),官府对丽泽书院进行了大修,并由王龙泽撰《修丽泽书院记》勒于石。大德年间(1297-1307),书院毁于大火,后至元年间(1335-1340)曾重建。元末又毁于火。明天顺年间(1457-1464),吕代后裔吕济晟、吕重濂重建书院,并追回被占学田。到明代成化三年(1467),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辛访又命金华知府李嗣负责重修丽泽书院,时人魏骥撰有《重修丽泽书院碑记》记其事。嘉靖十四年(1536),巡按御史张景又命金华府通判汪昉负责重修丽泽书院。并由丽泽书院供祀同创道学于婺州的朱熹、张栻、吕祖谦三位理学大师。时吕氏子孙又将原在光孝观北的吕成公祠迁建至分守道右(清丽正书院后,今将军路道前北)。至明末,丽泽书院终因遭兵燹而毁。自南宋始建丽泽书堂算起,历经元明,丽泽书院共存478年。
    南宋“婺学”文化精粹——吕祖谦的大量著述,一直珍藏在金华丽泽书院的藏书阁里,到清乾隆年间,被纪晓岚征集,编进了《四库全书》。当我们从事吕祖谦理学文化研究时,往往会见有“明招学者”、“丽泽诸儒”之分。“明招学者”指的是从学吕祖谦于武义明招山的学成弟子;“丽泽诸儒”指的是从学吕祖谦、吕祖俭、吕祖泰和活动于金华“丽泽堂”和“丽泽书院”,继承“金华学派”文化的理学名流。
    由于吕祖谦“丁忧”期间,曾在武义明招山几度聚徒讲学。因吕氏世家在宋代曾有五代为相,一门17人中进士,吕氏家学声望名扬全国。故此,吕祖谦在明招山服丧期间,弟子越聚越多,甚至出州、郡之外,盛况非凡。其学子多到什么程度?门生巩丰有诗说:“同门至千百”。另一门人陈良祐在诗中说:“门生数百人”。有据可考,明招诸生中成鸿儒名宦达20多人,嫡传弟子80多人,有造诣者150多人,其中《嘉庆武义县志》列名武义籍的明招学者有10人。这也造成了吕祖谦曾在武义明招山创办了“丽泽书院”的假象。
    然据我所了解,在武义明招山及明招寺均没有过丽泽书院、丽泽书堂等名号。从《东莱吕太史公文集》40卷及吕祖俭撰写的《东莱吕成公(谦)年谱》,以及吕公之友人、门生的来往书信中,均无说到武义有丽泽书院等字样。如有,不可能这些人是不写下片言只语的。
    因为吕祖谦在明招山两度都是丁忧而“守墓”,守墓期间独自读书、做学问是自然无碍的。四方学子慕名而来问学,偶而讲讲学问也无妨。当时由于受朝廷纲纪所律,根本不能公然创立私立书院。况宋代理学本身就重孝道,吕祖谦是个极重孝节的理学儒者,经常在墓旁与人交往已属不道。无奈学子们蜂拥而往,集之不去,讲究事功的吕祖谦不忍心打消众多学子的求学之志,于是冒着“开小差”的骂名和陆九渊等人的劝说与指责,坚持讲学(潘富恩等《吕祖谦评传》p28以及吕、陆之书信)。所以在明招山讲学是吕祖谦的私下行为,不能大张旗鼓地做,也自然不会打什么“丽泽书院”等旗号了。其实这是连想也不会想的事,用吕祖谦自己的话说,是“稍稍送子弟从予游”。
    在吕祖谦去世后至1208年,先是婺学,接着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学说均受到朱熹等人的批评,后又是全国范围的庆元党禁,把南宋理学称为“伪学”,贬谪和流放理学各学派的领军人物和著名学者59人。吕祖俭及从弟吕祖泰和陈傅良、叶适、朱熹等人均遭此难。这是《宋史》上人所共知的大事件。因此在此期间,尽管武义和外地均有一批吕祖谦的门生和敬慕者,也均不敢贸然打出“丽泽书院、明招书院”等什么牌子,以免自讨苦吃。
    明招山也不可能用丽泽书院之名称。自1208年吕祖谦曾居住过的官屋被官府支持建成为挂牌“丽泽书院”以后,直至明末400多年的历史中,婺州郡治官府专辟丽泽书院,郡下八县自然是清楚的,谁也不敢把丽泽书院之牌号迁移到或让给明招山,否则不但县治触犯了郡治官府及其学人百姓的众怒,而且违逆了宋理宗皇帝1246年御赐双溪之畔的“丽泽书院”匾额的旨意。再说同郡的百里之内,用同一名称且事关同一人,也是对吕祖谦兄弟的大不敬。婺州内外使用起来也大不便。夺人所好,这是古代武义官府和学人共所不齿的事。
    南宋乾熙年间(1165-1189),书院已发展到私办官助阶段,南宋1208年以后官方已较多介入书院管理,到了元代以后,书院山长已属官方委派了。因此在同一州里,郡治与县治之间各有一个“丽泽书院”是不可能形成的。
    在清代以前,郡县办书院,无论大小,都属当地的重特大事件,郡县史志都会记上一笔,决不会遗漏其名称的,这是属于常识,是遗漏不掉的。如果武义明招山有“丽泽书院”等称呼,武义县志史家是不敢不记下传给后人的。史家大多是儒者,一县一郡之儒者不知本县本郡之“书院”儒事,是不可能的。
    据说潘富恩教授虽然是温州人,但他却不知道武义是金温铁路第一站,也不知道明招山就在武义县城郊。潘先生可能把武义明招山当作古婺城郊的一个旧址所在地了,还可能以为古代书院,通常都建在山清水秀的山麓中,不料丽泽书院在金华府城老宅中,可见他也仅是个从事“故旧纸堆”内研究的人物。
    据报载,有武义人王文政(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曾对潘富恩教授的《吕祖谦思想初探》中说:“吕祖谦和其弟吕祖俭在明招山创办了丽泽书院……”这一论断表示了异议,并求教于潘教授。
    潘富恩教授后来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回信说:“……拙著将来再版时当修改为‘吕祖谦兄弟居明招山讲学,并在金华城内创丽泽书院……’此作者疏误之处,蒙你指正,深为感谢。”潘老做学术胸怀博大,由此可见一斑。但“明招山”三字前未加“武义”二字,似乎潘老当时还是尚未弄清武义明招山与金华城分属两个县域。
    可见做学问是件非常严谨的事情,有些白纸黑字的论断一经所谓的“专家教授”的染指就会被尊崇为“真理”,人云也云,流传甚广,误人子弟。但作为一个金华人,作为一个曾在“丽泽书院”旧址边中学堂里就学过的学子,我还是坚定着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武义明招山或者明招寺并没有办过“丽泽书院”,真正的“丽泽书院”创办于古婺城——我那美丽的家乡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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