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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理性与宗教情怀 哲学与宗教是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具体地说就是“二希”源头：标志理性精神的希腊哲学传统和珍视神圣情感的希伯莱人的启示性宗教传统。强调启示性的宗教传统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希伯莱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之相对的则是强调理性的哲学传统，主要是指“轴心时代”的希腊哲学家群体。由于宗教起源先于哲学，所以信奉西方传统的人都认为，宗教的信仰可以不借哲学的理性而只靠启示建立，因为哲学的理性会消解启示为宗教信仰建立的纯洁性，所以西方宗教传统对注重理性的哲学经常是敌视或压制的。可是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反而对宗教传统有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尽管它反对宗教对真理的启示性垄断。我们这样判断的依据既来源于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坚信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是理性所及的数，但在感情上他却信奉灵魂的轮回（the transmigration of the soul），也来源于有探索“无知之知”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可是他也认为自己的理性探索来自诸神的感召，最后还来源于身兼科学和哲学宗师的亚里斯多德，他坚信世界的物质运动一定有一个神圣的“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 哲学理性诉诸的是逻辑和实证，而宗教情怀诉诸的是具有神秘意义的主观体验，这两者本来是对立的。可是在落实到具体的宗教家或哲学家时，我们会发现这两者又有奇妙的互补性。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安瑟伦和阿奎那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便运用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的方法，而牛顿和爱因斯坦在探索宇宙的物理奥秘时也坚信在物质世界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神秘的精神力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在西方文明――如果加上印度佛教和中国儒家的传统，可以说世界文明都是如此――中宗教和哲学是两个最主要的文化传统，它们对人的精神活动有支配性的影响，间或宗教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间或哲学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要教徒长期保持对宗教的信仰必须得考虑到“人是理性动物”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宗教改革中不断地引入符合科学和理性的成份以替代迷信的成份，同时哲学家的探索对象是宇宙中的无穷奥秘，理性也不可能即刻穷尽之，哲学家必对其假定的最终存在者抱有宗教情结，否则哲学家的理性也不能贯彻其探索活动的始终。另外一个原因是，所有宗教都认为自己的价值源于一个神圣的最高存在，而一切哲学也都认为宇宙间的最终价值来源于一个超越性的本体概念。在宗教和哲学的最终追求之间是有相当大的共性空间的：神圣的最高存在和超越性的本体概念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西方中世纪的神学用希腊哲学证明超越性本体概念的方法证明自己的上帝，或者爱因斯坦将“上帝”视为“理性在自然界的体现” ，这些都是基于它们各自追求的最高目标的相近性。如果我们在耶和华、上帝、物自体、绝对精神这些神和理念基础上再抽象、概括，我们发现“终极关怀”、“终极实在”这样一些超越性的概念就容易成为宗教和哲学都接受的替代品。当然，宗教和哲学在终极追求上的共性并不能抹煞它们之间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异：宗教的终极追求主要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而哲学的终极追求主要是建立在思辨之上的。 在论述哲学理性和宗教情怀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最经典的例子之一恐怕就是苏格拉底了。他的一生既充满了对真理的理性探索又不乏为实现其目标而奉献生命的宗教情怀。他说：“我的生命并不安闲。对于多数人在乎的东西如赚钱发家、升官进爵、朋党结社、争权夺利之类，我都不在乎。我要是在乎这些事情，我简直就不想活了。反思一下自己与这些人的差异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缺乏这样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因此，即便是一个充满理性的哲学家，其投注于生活的那种激情和追求超乎世俗生活的那种宇宙情怀，通常都不是哲学理性所能完全解释的。哲学家必须在其理性之外还存有充分的宗教情怀始能成为一个关心天地万物的人，尽管他在确立这个伟大人生目标时不可能穷尽对于天地万物的认识。 哲学和宗教都为人生确立了最伟大的目标：思考经纶宇宙、范围天地的真理和表达对被造之物的博爱。照哲学家看来，追求普遍真理就是博爱；而宗教家也认为表达博爱就是普遍真理。它们之间的终极目标没有什么不同，所存在的差异之是获取目标的方法：哲学重思辨而宗教重信仰。哲学家的思辨不能穷尽其目标几乎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但他必须假定他能获得对一切存在之物的完全的真理，否则他的生命意义就会极大地贬值。即便他的假定最终被证伪，其他的哲学家仍然会认同假定的价值，因为那是他们生命的一个前提。苏格拉底曾经赞扬他的学生爱索克拉底（Isocrates）说：“此人中有哲学”（There is philosophy in the man）。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即爱智慧，此智慧当然是理性的表现形式，所以重理性、爱智慧即是哲人所推崇的人格特征。但这并不是哲人的全部价值。照这个部分肯定的命题看，人除了有哲学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作为人的整体价值的补充，这里面自然包括宗教。宗教所追求的“博爱”、“终极关怀”及“终极实在”，从逻辑上讲还包括对哲学这种“爱智慧”的爱，它能在理性尚未准确表述的领域仍然可以建立起信仰，使人对存在的神秘性仍怀有情感。因此，中国新儒家方东美说，中国的哲学却可以顺着苏格拉底的话讲是“中国哲学中有人”（There is man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人不仅是冷静的思想家，在他的生命中还有高贵的人性、丰富的情绪与伟大的理性，这些一起发扬出来形成伟大的特性才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要按西方人传统的理性眼光来看中国哲学，其中有很多成分是属于宗教的、“东方神秘主义”的价值，诸如中国人常讲的“天命论”和“心性论”。而恰好也是这些价值表达了中国人的人生伦理和宗教情怀。 由于哲学的理性特征和宗教的信仰特征，很容易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哲学理性必然导致科学实证方面的进步，而宗教信仰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迷信，因此科学实证的进步正在占据神秘主义迷信的地盘，最终将导致宗教的消失。可是，西方自培根以来近四百年的科学进步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促使宗教在改革的基础上有了更多元化的发展。这或许在一个方面说明，人类的全面发展需要哲学理性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平衡。哲学理性可以在人类的经验中指导确立可操作的知识体系，而宗教信仰可以为人类提供一种执著的情感，以体会人生的无限意义，当然这种“无限意义”是来自非理性的神秘假定，无论我们称之为人格神的“上帝”或是非人格神的“终极实在”。宗教情怀为人生立下一神秘的大目标，而哲学理性则为人生落实这个目标探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迷幻途径被排除，其结果是那个神秘的目标更清晰了，而不是因为发现了迷途就不再前行了。 西方的宗教曾因为感情执著于神秘的启示而仇视哲学理性和实验科学，哲学和科学也因理性实证拒斥具有神秘情感的宗教。可是，双方紧张的历史并不是以对方的灭亡而告终，反倒是越来越证明哲学和宗教各因其特点而保留了自己的地盘。人类科学寻根问底必依赖于哲学理性，而人类安身立命的信仰又必依赖于宗教的情怀。现在，在科学昌盛的西方，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怀统一于一人之身并没有被视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反观中国文化的情况，冯友兰说：“在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以及耶教中所谓圣人，是不在一个范畴中的。……不过这只是在表面上看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是超世间的。所谓超世间的意义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的。这种境界以及这种哲学，我们说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认为此处的“道中庸”即对于事理的常规见解可以比之于西方的哲学理性，而“极高明”即神秘的精神境界可比之于西方的宗教情怀。所谓“此人中有哲学”和“中国哲学中有人”，不外在于强调任何一个文化系统中哲学理性和宗教情怀是各有其独特价值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