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家的宗教情怀 儒家的“天命”或“天理”显示出儒家哲学的宗教意味,它们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不同理解所形成的。虽然解释的方式和运用的范围有所区别,但其宗教旨趣是一致的。金岳霖曾经说:“我们若将‘天’既解为自然之天,又解为主宰自然的上帝之天,时而强调这个解释,时而强调另一个解释,这样我们也许就接近了这个中国名词的几分真谛。” 我们说儒家思想既有哲学化的人文理性也有神秘化的宗教意味,也是这个意思。在对待“天”的态度上,儒家是充满期待超越性的宗教情怀的,不管是从“命运主宰”方面讲还是从“太极之理”方面讲。 在《论语》中,孔子对“天”的感叹多与其命运危殆和认识上理性困难有关。他的“天生德于予”、“天丧予”、“天之将丧斯文也”以及“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都是在宣泄一种宗教情怀,其对象乃是具有超越人格的意志之天。但孔子这种宗教情怀又并不妨碍他的人文理性:“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照孔子看来,人之所以有宗教情怀一方面是心灵慰藉,另一方面也是传述人文价值的方法,即曾子所解释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子自己的精神修养过程也是如此,既有人文主义的理性特征,也有宗教情怀的神秘特征。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是有一种神圣的天命情怀,而当时也有人是这样期待他的。冯友兰认为,孔子的宗教情怀体现了他的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 孟子说自己的长处在于“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词,所依赖的是常识和逻辑,这是人文理性方面的事;然而培养浩然之气多与自己的神秘感觉牵涉,这是宗教情怀方面的事。关于后者,孟子也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气可以是反映精神生活的直觉,说它发展到了极限可以折射天地那种宏大气象,真是不堪理性想象,只能诉诸神秘的感觉。孟子理想中的人格发展至“圣而不可知之”,是有这种宗教神秘气象;西方宗教传统中的先知代神传言时可能也是这种气象。 儒家的人说,天命也是性命。性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靠理性修养把握的,但到了最高程度只能靠直觉的神秘体验了。宋儒张载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彼自闭塞而不知顺吾理者,则亦末如之何矣。(《正蒙·诚明篇》)”人从一个狭小的“心”发育出“普天盖地”的爱,固然是凭借着人文理性的修养,但人心要达到对一切存在物之“知”、“爱”、“成”的境界,不能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的人对人论日用执著到往往是非理性的程度,因为他们要以此表达更高的宗教情怀。张载还在《西铭》中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 冯友兰解释说,“此诸其字皆指天说”。 从履行天命的立场来处理人事,这是宋儒与孔孟传统一脉相承的宗教情怀。中国人对结婚、事亲、交友、从业等,都有“天长地久”的祈祷,其原因正在于此。 明儒王阳明把孔孟精神修养中的神秘主义说成是“良知”。他解释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大学问》)这看上去好像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底线,通常我们说“良知泯灭”也就是排除人性。那么,王阳明的神圣使命是什么呢?他自己认为就是“致良知”,即把人的本性或天性发挥至极限。在孟子那里,人的本性是善的,其理由是类比着万物的自然之性。可是对万物自然之性从深度和广度把握,都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因此孟子的类比逻辑本身就靠不住,他不能不依赖一种武断的判断(dogma of judgment),正如基督教说上帝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人,而上帝是什么样子并无历史证据,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样子来假定上帝的样子,这就形成了武断的判断。这种判断现在看来就是一种宗教情怀的表述。王阳明的“致良知”当作如是观。 儒家的宗教情怀是从天命或宇宙精神来关照人的个体生命,使人在追求自我价值或精神修养时得到一个崇高目标的激励,或叫做“先立乎其大者”的精神。在这种宗教情怀的激励下,人的内在修养一直能处在自我改进、止于至善的积极状态之中,是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通书·志学》)它的功能有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周敦颐也把这种宗教情怀的功用解释为“立人极”,其内容是“中正仁义而主静”(《太极图说》)。“中正仁义”是儒家的人文价值,“主静”是神秘的体验,因为从“无极而太极”的两端都是都是无限的,是人心联通宇宙精神的过程,虽其神秘,但吸引力极大。 除了树立人生的理想目标之外,儒家的宗教情怀还有一种积极价值,即以超越的个性面对世俗的伦理价值,有敦化社会风气的意义。人若能“志于道”,追求超越的人生价值,才能在社会上确立一种“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风气。之后,孟子也有“以位,则子君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这类为“帝王师”的思想,董仲舒则有以“天人感应”抑制王权的思想,甚至六朝以后佛教的沙门不事王侯、不拜王者,坚信自己掌握的神圣真理高于一切的气魄,唐初魏征之类的儒者敢当帝王诤友……,这些史例都体现着儒家宗教情怀中超越价值高于世俗价值的积极的一面。 最后,就儒家的宗教情怀还可以作一点发挥,即其对生态伦理的积极影响。《中庸》中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人性和宇宙万物之性都是有生命意义的,只有充分尊重一切存在物的生命,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这是一种“知天、事天、乐天、同天” 的境界。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因为这些植物同自己一样都充满“生意”。这和程颢在《识仁篇》所说的“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都是同一种意思。在儒家的人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宇宙神秘的生命力的承载者,破坏其他存在物的生命,就是在破坏自己的生命,从道德方面背弃了天命。儒家的人喜欢讲“人与天地万物同一”,往往没有讲清楚生态学的道理,只是从神秘的体验方面说它具有超道德的价值;它虽然没有提供具体的生态知识,但却对我们建构生态伦理有着正面的参考意义,因为它蕴含着人对生态发展应有的一种和谐的价值取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