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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 要讲人生的智慧，先说人。 中国人重人，谓天地人为三才，讲宇宙万物人最贵，强调人与禽兽的不同，说人最灵，具有与禽兽没有的良知、礼仪等。这些观念和讲法，在我国因为早已耳熟能详，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其实是一套极其特殊的讲法，西方就绝对没有这样的人观。 因为中国人讲的这个“人”是普遍的，如天地人三才、人禽之辨的人，都是指所有人。西方则自来无此普遍的人的观念。人是分类的，希腊城邦中，人专指公民，即成年男子。女人、小孩、奴隶皆非公民，都不是人，只是公民之财产，与其牛羊相若。到了中世纪，人的位格更往下降，全部都成了奴仆，即上帝之奴仆。要到文艺复兴以后，才有“人的发现”，到启蒙运动以后，才“除魅”解除了上帝在人身上所施的魔咒，苏醒过来，可以用自己的理性之眼看清世界，认识自我。人也须至此时，方能由上帝奴仆之身份解放出来，开始做人。 可是人仍奴役着人。由上帝哪儿解放出来的欧洲人大规模进行海外殖民，大量使用奴工，以促进其工业化、资本主义化。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概念虽由洛克到美国独立运动都人提出并拥戴着，但这个“人”难道真的包含了所有的人吗？ 直到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林肯解放了黑奴，“人人生而平等”才总算在法律上落实了。但凡熟谙欧美社会文化者都晓得，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仍是潜在的真实，讳言而不可免也。 此岂中国人所能体会乎？在中国，观念上从来就是人人平等的。人指一切男人女人小孩业童等。“人子”在西方专称耶稣；在中国，则陶渊明告子书就说：你要善待仆人呀，“彼亦人子也”。因此中国的仆童丫鬟，与西方的奴隶从来就是两回事。史家社会学家对此曾有无数考辨，但最基本的分判正在于此。在中国，他们是人；在西方，则此辈都不是人。 在中国，说不是人、不像人的，都不称其性别、身份、种属，而是指其道德。人禽之辨，辨的就是这个。 人由于具有良知，故才不同于禽兽。禽兽指的是自然的生命：饮食男女，本乎生理欲求；强凌弱、众暴寡，由于生存竞争。可是人的社会不是这样的，可以舍身取义、可以救孤赡弱，要辞让老幼，要保护妇孺，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一切都逆反于自然的竞争拼夺状态，所以才叫做人文。 这是人特有的品德，其根源则是本心、良知、善性。西方则否认人有此良知，除非他是上帝。所以西方的人绝不可能“穷理尽行以知天”，绝不可能具有这种超越性。如此，事实上便是号称为人禽兽而不是人。近世西方把禽兽世界的逻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拿来作为人的进化原理，更是把人降而与禽兽社会相等了。 事实上，说人是禽兽还是好的呢，在西方更常见的乃是，人还不如禽兽的状况。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有钱阶级以猫狗等为宠物。物的地位不仅与人相若，多半还高于人，怜爱呵护，远甚于他对于社会上的一般人。猫食狗食之精、贵，猫狗医药旅馆之富、洁，远胜于城市底层之民氓。电影电视上，杀人屠命乃是司空见惯了的，凶残之细节可以巨细靡遗；但你播出虐杀动物的镜头试试，定教你吃不完兜着走。爱护动物者，是宁肯生剐活人，也不能让动物被吃或受一丁点委曲的。如此如此，人之尊严云乎哉？ 印度文化，因根植于种姓社会，所以也同样无此普遍之人观。 中国人常相信佛教是慈悲的，强调众生平等。实则这是佛教进入中土以后的变化，创立于印度的原始佛教绝不如此。佛教虽说对印度教颇有改革，但毕竟诞生于种姓社会中，种姓观念终不能免，因此仍旧主张女人不能成佛、一阐提也不能成佛。 女性不只不能成佛，也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为转轮王。要成，只能修炼到转世轮回成为男人。这是佛教的基本观念，所以你看南传上座部佛教均是男性僧伽，早期佛教壁画及雕塑中也看不到女性的菩萨，包括后来在中国人人崇拜的观音娘娘，在早期云冈龙门石窟中均是男性。后来女性的观音业已深入人心，所以中国信徒只好用各套说词来解释，说观音是男身女相啦，是菩萨无男女之别，而或显男相或显女相啦，甚或根本坚持观音乃妙善公主修成正果，本即女人等等。 殊不知佛教原先正是重男轻女的，不但女人不能成菩萨成佛，女人也不被准许出家。而后佛陀虽然同意了她姨妈加入僧团，开了女性出家之门，但却制定了远比男性比丘更严苛的戒律，且规定比丘尼的地位须在比丘之下。 纵使如此，比丘尼戒在印度南传佛教地区仍旧传不下来，十一世纪之后就仅存在于中土了。一九九七年，我随台湾星云法师去印度菩提伽耶传戒，才将比丘尼戒回传印度。一时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等地的女性修行人蜂拥而至，视为盛事，令人慨然。证明了女性在佛教文化圈中发展之艰难。 达赖喇嘛几次来台湾，对比丘尼和女性信徒之活力及地位感受深刻，回去便交待底下人研究恢复比丘尼戒及提高女性地位等办法。考察的人来了好几拨，可是迄今也尚无结果，可见要扭转这个佛教老传统有多么的困难。佛教只有到了今天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方能逐渐转化成今天这个局面。 至于一阐提不能成佛的问题，则是种姓制度的哲学化反映。 因种姓制度是对人先验地界定。这种对人的界定，还不只是一般说的血统问题，而是说人的性质犹如物种般有差异。故在种姓制度下，不同种姓间的高低级差异并不能通过通婚等任何方式改变。 这种情况，佛教由人性论上做说明，谓性为种子。像阿赖耶识就是种子识，含藏一切。依此观点，成佛之先决条件即是须这个人有佛种。若非佛种或无佛种，则种西瓜，无论如何也生不出葡萄，绝无成佛之可能。“一阐提”即属于“焦芽败种”之人，多生惑业，无明障蔽，故决不能成佛。 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僧家皆主此说，晋道生法师才开始讲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当时众皆哗然，斥为异端，道生法师说法遂没人要听。以致他只好对着石头去说，据说顽石为之点头，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反映的却是欲扭转印度佛学思路的辛酸。 后来此说渐渐获得汉地信众之支持，才普遍推广开来，成了正宗。但却引起了玄奘法师之疑惑，远去印度一探究竟。玄奘历尽千辛万苦，回来后宣讲唯识，正是反对道生以来之说的。 其弟子窥基曾问师傅何种理论可以对外讲述，玄奘即说：“五种性说，许尔流传。”种性说，便是种姓制度的心性论显示。此为印度大传统所使然，但与我国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皆可为禹”的传统绝异，故虽以玄奘之声望、学识、地位，这种种性说毕竟仍不能在中国流行，二传而绝。一直要到清末才获得复兴的机会。 一阐提不能成佛与人皆有佛性，涉及的正是人有无良知的问题。本心良知是人可以超越自然禽兽生命的内在依据，儒家认为人皆有此，印度传统及基督教传统则不承认，故其所谓人并不能是真正的人。诸位不要以为这是骂人的话，用基督宗教的词语来说，上譬如牧人，人只是他放牧的羊罢了。 由于人观不同，所有文化内涵也就都不一样。 例如礼仪，外国当然也有礼仪，但礼的性质与中国相同吗？ 西方之礼，重点一在区分社会身份，因此其礼主要是在贵族社会中施行的，用以区别贵族与平民，其内部亦以不同之礼仪来区分其权位阶级、显示身份与权力。市民阶层崛起后，有钱人上升为贵族阶层之同侪，故亦开始模仿贵族之礼。 中国之礼，在古代固然也曾如此，所谓“礼不下庶人”。但自春秋以降，尤其经过儒家整理推广之后，礼早已遍及于整个社会，成为每个人都应具有之素养，甚至成为人禽之辨的据标，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基本条件。这是与西方之所谓礼迥异的。 其次，西方之礼只是礼仪，在衣饰、妆扮、摆设、行头、仪节上讲究。中国人讲礼，则主要是内在的敬，敬天敬地敬人，故云：“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西方论礼，无此境地，亦无此性质。 三，西方之礼，范围甚窄，只在特殊场合时日才有礼之施用问题，礼不是施于天地人各方面的，中国则不然。故西方人看中国，十八世纪以来，老说他们是法治，中国是礼治。 他们理解的所谓礼治，当然不甚确洽，只把礼教类同于习俗，或统说曰礼俗。但其形容仍足以显示中西之别，因为他们绝不会自认为有礼治，只说自己是法治。礼若只是风俗，他们难道就没风俗吗？可是他们也绝不会说那就是礼。他们用风俗来形容、想象礼，其实就是体会到礼在中国乃是于一切社会生活之中无处不在、无施不入的，故以风俗习惯来形容。 而事实上，在中国，礼便是文化的同义词，整个生活方式及其内涵精神价值都称为礼。人生不能须臾离之，故曰：“人而无礼，不如揣死”。礼就是人文的代称。这种人与礼的连结，也绝对是西方所无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