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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发现所开启的全球化并非仅仅是在地理上人类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自己生存的家园—地球，同时，初期的全球化开始了人口的流动、贸易的沟通、科学的发展。在西方殖民主义的血与火中，世界从孤立分散走向联合与统一。 农作物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疾病 也在世界联系的各种通道中传播。[6] 更为重要的是，1500 年后的初期全球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多元文化的相遇与碰撞。 直到今日，这种文化的接触和碰撞、理解与纷争仍未完成。在全球化初期，西方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充满了血腥，但唯一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正是在这 200 年间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识、交融，开出了绚烂的文明花朵，成为全球化初期人类在文化上最大的收获、最宝贵的成果、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宝贵成果的获得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在经济实力与文化实力都处在与欧洲不相上下，甚至高于欧洲的水平之上。远来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无法采取他们在非洲和南北美洲所采取的殖民政策，只能以另一种形式开始与中国接触，[7] 而来自欧洲的来华耶稣会士们为了自己的宗教利益，开始探索 在不同文化中的天主教传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接触和理解做出了的不懈努力和历史性的贡献。 “17 世纪耶稣会在华传教的历史与欧洲对中国的早期研究，或称为早期汉学，是不可分割的。虽 然传教这一首要任务将耶稣会士和早期汉学家区别开来，但耶稣会士作为有关中国地理、语言、政治、哲学、历史和社会生活情况的主要传播者和解释者，为那些后来成为早期汉学家的欧洲学者提供了学术基础。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经常利用 返回欧洲逗留的机会或通过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 信与这些学者保持直接的、密切的联系。”[8] 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国和欧洲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他们开始用欧洲的语言将中国的古代文化 经典翻译出来。由此，传教士汉学与游记汉学的 那种道听途说才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游记汉学”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就是这些作者叙述的是个人的经历，他们很少亲自研读中国的典籍文献，自然也谈不上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这些来到东方的“游客们”，游走四方，浪迹天涯。尽管他们也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信息，也给西方讲述了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但总体上他们提供 给西方读者的中国是一个多样的、感性的中国， 是一个个性化的讲述。在这个时期由于西方人读不到中国典籍的原文，他们只能获得一个关于中 国的感性印象，一个充满神奇，支离破碎，可以 任意想象的中国，从而无论是西方的大众还是知 识界都始终无法从精神层面上来把握和认识中国。[9] 自罗马帝国与汉帝国分别统治欧亚大陆的两端起，欧洲与中国就开始沿着丝绸之路来往贸易。 但直到大航海时代后，以耶稣会士入华为其标志， 中国和欧洲才开始了真正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交流，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所包含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和意义，才第一次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彰显出来。 二、高母羡：儒家思想的最早翻译者 第一个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并翻译儒家经典的是来自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 1546—1592)， [10]《明心宝鉴》是元末明初的中国文人范立本所编著的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先贤的格言的蒙学教材，收入了孔子、孟子、庄子、老子、 朱熹等先哲的格言，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 出版。1592 年高母羡翻译这本书时在菲律宾传教， 为了归化当地的华人，他必须学习汉语，于是将 《明心宝鉴》翻译成“Beng Sim Po Cam，Espejo clar del Recto Corazón” ，也是为了让传教士们更好地学习汉语。[11]学者们认为，这个以闽南话为基 础的西班牙译本“书中的书名，人名及部分难以意译的地方，采取音译方式，其所注字音，当然也是闽南语音，因此《明心宝鉴》音译材料不但是现今通行的闽南语教会罗马字的老祖宗，在闽南语文献及记音方式上极其珍贵。”[12] 高母羡所翻译的《明心宝鉴》“后来由米格尔·德贝纳维德斯（Miguel de Benavides）神甫带回西班牙并于 它的各种译本如下表：[15]  留学西班牙的刘莉美博士在其论文《高母羡对〈明心宝鉴〉的翻译》中对高母羡的翻译做了深入的研究。她以西班牙中世纪文学的特点来分析高母羡用于翻译中国伦常词汇的西班牙文对应词，以此探究高母羡对于中国典籍的理解思路。 “高母羡阅读《明心宝鉴》时，在初学汉文且缺乏参考工具书的条件下他使用《圣经》的思想去理 解中文原文，再加上中古天主教适应希腊哲学的 传统影响，高母羡先入为主地套用他预先建立的思维模式去诠释、附会眼前的新世界。这种‘适应策略 ’早期广泛地被耶稣会利马窦等人应用于 其宣教策略上。”[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