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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丹麦汉学家龙伯格认为罗明坚的这段译文有三个特点：1. 它说明在中国的教育内容中包含着政治—伦理的内容，或者说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2. “这个劝诫人们追求事物的本性和缘由的讲道词所具备的伦理政治性已达到很高的水准, 使读者震惊”；3. 这段译文给人印象最深的在于这样一种政治—伦理的思想劝告人们要研究“事物的性质和原因”。“一个人如何能实现这样一个过程? 只有通过分析事物的性质和原因。”[36] 应该说龙伯格评价的前两条是对的。第一条说明了罗明坚的译文还是抓住了《大学》的思想本质，即教育的政治化与伦理化。第二条评价也是客观的，因为罗明坚第一次将东方伦理思想介绍到了西方，应该说，这种伦理与政治治理的结合特点与西方是有重大区别的。龙伯格的第三条揭示了罗明坚译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正像我们上面已指出的，这正是罗明坚译文的一个重要误解，而不是应加以肯定的地方。龙伯格的这个评价也反映了他对宋明理学的认识论的伦理特征理解不够。按照他的思路，中国哲学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思想中，最终要落实到“修身”，而修身在于“格物致知”，最终落到了认识自然，探求事物的原因和本质上。显然，这是从西方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的。在理学中“格物致知”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框架中发生的，朱熹的“格物致知”主要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求世故”，而不是求自然之因，科学之真。 罗明坚的译文发表后，当时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龙伯格说17 世纪西方最著名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都未提到他的这个译文。直到 1615 年随着利玛窦等人的著作出版，中国逐步被欧洲人重视时，以往关于中国的报道才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无论如何，罗明坚首次将中国儒家经典传向西方，开启了欧洲人翻译中国经典之先河，功不可没。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注释： [1]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 1 卷，第 252 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厂手工业的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13 页。当代全球化史的研究 者也认为：“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根据实际上是西方史的世界史来论述现代时期起因。我们所养成的这种习惯只不过是受到了都市商业文明—其覆盖面在蒙古人入侵前从地中海沿岸地区一直到中国海—发达的影响。西方承继了这一文明的部分遗产，在其影响下才得以成就自己的发展。这一文明的传播受惠于 12、13 世纪十字军的几次东征 和 13、14 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西方的这种落后状况一点也不奇怪，意大利的城市……地处亚洲大型商业之路的终端。……西方只是由于海上的扩张才得以摆脱隔离状态；它的兴起正好发生在亚洲两大文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面临威胁之时。”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 吉尔斯主编：《世界体系：500 年还是 5000 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6 页。 [2] 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 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81 页。 [3] “1500 至 1700 年间，葡萄牙人试图在从好望角的开普敦到日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和权力网络的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变的。 它随时都在两个层次—制度和功能上发生变化。有些变化微妙得几乎不易觉察，有些变化则清晰可见。因此，要理解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所要适应的环境和所使用的途径，我们不仅仅需要描述他们在上面表演的‘亚洲舞台 ’，还需要考虑这 200 年中亚洲历史的活力。”参阅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 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伦敦：朗曼出版集团公司（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3 年。 [4]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三，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点校，上海：上海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5] 葡萄牙国王曾颁布寻找“秦人”的敕令“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的情况，探明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探明何时到达满刺 加或探明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探明带来什么商品？探明每年驶进多少艘船？探明船只的形式和大小如何？探明是否 在来的当年就回国？探明在满刺加或其地方任何国家是否设有商栈？探明是富商吗？探明生性懦弱还是尚勇好战？探 明有无武器或火炮？探明穿什么样的服装？探明身材是否高大？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他们是 否不止一个国王？他们国中是否有与他们法律信仰不同的摩尔人（穆斯林）或其他民族？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他们遵从什么样的社会习俗？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何处？与哪些国家为邻？”张天泽著，姚楠、钱江译：《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华书局，1988 年，第 36 页。 [6] 张箭在其地理大发现的研究中，谈到地理大发现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时，主要是从地理、科学角度谈的。当然，尽管也谈到了对社会科学发展的贡献，但主要是站在西方社会的角度来讲的。其实，地理大发现在文化上的主要价值是：文化的相遇与碰撞，它所带来的文化冲突，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全球化中对待异族文化的野蛮态度的影响，至今仍未解决。 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相遇和理解，求同与存异，至今仍是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7] 西班牙传教士桑切斯在菲律宾制订了一个攻打中国的计划，葡萄牙初到中国南海与明军的交战都以失败而告终。参阅张维华：《明史弗朗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国传注释》，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2 年；张铠：《中国和西班牙文化交流史》，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金国平：《西力东渐： 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澳门基金会；金国平、吴志良：《过十字门》，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4 年。参阅罗荣渠著：《美洲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普雷斯科特著、周叶谦、刘慈忠、吴兰芳、刘方译：《秘 鲁征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郑家聲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8] 孟德卫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年，第 2—3 页。 [9] 参阅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何高济译：《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道森编，吕浦泽、周良宵注：《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柔克义 (W. W. Rockhill) 译注，耿昇、何高泽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约翰·曼德维尔著，郭泽民、葛桂录译：《曼德尔游记》，上海：上海书店，2006 年。 [10]“高母羡系西班牙多来都省（Toledo Spain）舒厄各拉人 ( Consuegra)，死于一五九二年十一月。高母羡于一五六三年加入道明会 (Order of Preachers),……并在赫纳斯的阿卡拉大学接受神哲学训练，然后从事神哲学的教学工作。高母羡于一五八六年加入由三十九位道明会士组成、志愿远赴远东的菲律宾传播基督宗教的传教团体行列，这一团体怀着打开 亚洲大陆传教之门的梦想和远见来到了菲律宾，在途经墨西哥时，高母羡在该地一年以达成一项重要使命，然而他的 同伴们已先赶往菲律宾，他们一行数十人在一五八七年七月抵达菲律宾。”摘自潘贝新：高母羡和玫瑰省道明会传教方法研讨》http://www.catholic.org.tw/dominicanfamily/china_cobo.htm#_ftn3，引用日期： |